產權、法與政策體製上的非一致性，不但導致了理論上的諸多分歧，也難以避免實踐中的各取所需和自行其是。張曙光（2008）指出，由於農村集體和農民的弱勢以及利益受侵害的地位和處境，中央政府無法依靠集體和農民去約束地方政府，集體和農民也無力對抗政府的侵害行為，因而在中央和地方的土地博弈中，保護耕地的目標落空，城市化也被扭曲，中央政府有得有失，也有可能得不償失。因此，中央政府應當更多倚重法律的手段實現自己的目標，以破解土地博奕困局，特別是在統籌城鄉綜合改革試驗區的實踐中，法必須先行。根據初步調查了解的情況，目前地方政府想要的突破還在於土地，以及更大的用地權限，但在農村土地的一係列法律規定沒有理清之前，匆忙推出所謂改革舉措，無異於緣木求魚，一些學者還建議申請特別立法權甚至試錯權。倘若對經濟領域的紛繁問題缺乏係統論證，倘若沒有法律、產權與政策的一致性，製造出來的特別立法和試驗會不會七拱八翹，交易的合理預期會不會形成，城市和鄉村會不會兩敗俱傷？比如農民的宅基地置換和集中居住區的問題，雖然有利於地方政府拓展城市用地指標，但在規模經營尚未大範圍適用的情況下，勞動者和耕種的土地往往被人為地分隔開了，並不適合於家庭承包經營的基本製度。小產權房也不能一概而論，如其使用的集體土地處於國家規劃的城市建設用地範圍內，也本應是所有者的合理權利。套用一句古話，還是應當法定而後動。其他延伸方案是，中央政府針對各類改革試驗區，製定具體明確的指導意見，影響地方政府的行為集；或者改革財政體製，影響地方政府的利益取向，促進政府轉型，以期達到林毅夫所說的“一心一意”的支持。
與變革中的非一致性相對照，學者以及各階層人士由此獲得了很大的發揮空間，不同學術背景、不同生活環境以及不同立場的學者的見解各不相同，尤其在農村土地產權問題上空前多樣化複雜化。其實，在我們賴以探討農地問題的各種基本製度框架建立之前，費孝通（1939）已經指出，任何變遷過程必定是一種綜合體，那就是：他過去的經驗、他對目前形勢的了解以及他對未來結果的期望，更具體的解釋是：（1）過去的經驗並不總是過去實事的真實寫照，因為過去的實事，經過記憶的選擇已經起了變化；（2）目前的形勢也並不總是能得到準確的理解，因為它吸引注意力的程度常受到利害關係的影響；（3）未來的結果不會總是像人們所期望的那樣，因為它是希望和努力以外的其它許多力量的產物，真正需要的是一種以可靠的情況為依據的常識性判斷。因此，理論研究應當基於可以公認的事實，而摒棄一已的管見。農村土地問題由來已久，眾多學者進行了大量實地調查和理論分析，作者所知的基本事實是產權、法與政策的非一致性。本書隻是在此基礎上，依據產權、法與政策一致性的要求，擇其可以相互印證的數據和情況進行梳理，形成一個中國農地集體產權製度的理論分析框架，權作一個向著常識性判斷的嚐試，當然最終的判斷仍然是由民眾作出，他們才是曆史的創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