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起，近代天津外貿出現了飛速發展勢頭，1900年隻因八國聯軍入侵而突降，之後又飛速發展起來。應該說1895年是近代天津外貿飛速發展時期的起點，但由於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和《辛醜條約》簽訂，標誌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最終形成，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簽訂的《馬關條約》則起了加速這一社會性質形成的作用。所以將近代天津外貿飛速發展時期劃在1900年較為適當。在此，社會性質變化成了近代天津外貿發展分期的第一要素，當然也緊密結合了外貿發展的水平。
由於同樣原因，近代天津外貿飛速發展終止時期定為1937年而不是1938年，盡管1938年天津外貿貨值是近代天津外貿發展的最高年份。因為1937年七七事變，標誌著華北、平、津地區淪為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下的殖民地社會，況且1938年天津外貿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有著人為因素即戰爭造成的，並非外貿發展在正常情況下出現的。
天津外貿在1900-1918年間迅速發展比興起時期要快得多。興起時期（1861-1899年）天津外貿進出口貿易值年均是31299906兩，淨值年均為28872405兩（1874年前為津行化兩非海關兩，1874年起為海關兩）。1900-1918年間年均分別是108937063海關兩和101056607海關兩，二者相比，貿易貨值增長2.48倍上升248%，貿易淨值增長了2.5倍上升250%。興起時期貿易貨值年均為千萬海關兩，1900-1918年年均是億萬海關兩；興起時期稅收年均為476140海關兩，1900-1918年年均是3200595海關兩，增長5.72倍上升572.19%；興起時期22個年頭統計，進出口船隻噸位量年均為614454噸，1903-1918年間年均是2121614噸，增長2.45倍上升245%。可見1900-1918年間無論是貿易貨值還是淨值或是稅收或是進出口船隻噸位量，雖不及1919-1937年年均貨值的278231819海關兩、淨值年均的271087839海關兩、稅收年均的14225003海關兩、船隻噸位量年均的4715491噸水平，但同興起時期貿易的貨值、淨值、稅收、船隻噸位量比較卻成倍地提高了，更為衰退時期外貿發展水平所不及。
這段時期天津外貿受戰爭影響較大，以八國聯軍入侵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天津“這座百萬人口的城市因成千上萬的居民外逃”和戰爭破壞“空了大半個城”，“全城已是十室九空了”，致使津市“百業摧殘，錢業倒閉者約百餘家。……市麵混亂，現銀緊缺……物價上漲”，給天津外貿影響是大的。當年（1900年）洋貨進出口淨值從上年的39279788海關兩降為14728354海關兩，下降了1.66倍即166.69%；是年下半年出口貿易處於停滯狀態；關稅收入由上年的1269804海關兩降為516707海關兩，不及上年一半；到港船隻比上年下降42.71%。這場帝國主義侵華戰爭，使天津外貿倒退了好幾年，進口貿易雖在1903年恢複到1899年水平，但出口貿易到1905年才接近1899年水平。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天津外貿影響較突出的是：左右了天津進出口商品種類和數量。其間歐洲各交戰國家需要大量山羊皮製作士兵冬裝，於是山羊皮從天津出口量猛增，1914年146萬餘張，1915年就達346萬張，一年間竟增長了一倍多，後因山羊皮製作的冬裝不便士兵行軍作戰，改以羔羊皮製作，天津出口山羊皮大減，羔羊皮出口猛增。進口商品受其影響主要表現在：當時天津市場上急需鐵條、鋼板、馬口鐵、鐵軌等，由於戰爭原因進口量巨降。鐵條進口1914年是93740擔，1915年降為29190擔，下降68.86%；鐵軌進口1915年為122140擔，1916年僅是790擔，下降99.35%；馬口鐵進口1915年為63070擔，1916年隻有22980擔，下降6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