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世界大戰間天津外貿發展的黃金時代，原因是：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各種因素對天津外貿發展有利：一是“一戰”中無論是國力喪盡還是大傷元氣或是損失慘重或是受損不大甚至發了戰爭財的國家，戰後都需要恢複發展生產、繁榮經濟、醫治戰爭創傷。這樣，起“互通有無”“調劑餘缺”作用的國際貿易便迅速恢複和發展起來；二是“一戰”後各國實行的金本位製使貨幣相對穩定及1924~1929年間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上升亦對國際貿易發展有利；三是一些國家如德、意、日在30年代後進行擴軍備戰，隨之英、美、法也擴大軍工生產，都需從國內外攫取戰略物資並向海外傾銷商品、掠奪資源，客觀上起了促進國際貿易發展的作用；四是1929~1932年間出現的世界經濟危機，一些帝國主義國家為轉嫁危機損失，拚命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傾銷商品，也是此間國際貿易加快發展的因素。總之，兩次大戰間出現的諸多因素，客觀上都從不同方麵和角度推動了天津外貿發展。
其次，國內外水陸交通運輸網絡進一步發展和運載工具進一步改進，是此間天津外貿飛速發展的又一重要原因。這一期間天津已是內連三北城鄉大市場、外通中國沿海各通商口岸及世界各國港口都市的大商埠，對外貿易地區和國家發展到百餘處，是謂近代天津外貿遍及全球各個角落範圍最廣泛時期。廣泛的國內外大市場是此間天津外貿飛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再次，1900年以來帝國主義勢力全麵入侵中國內地城鄉市場，各國商人蜂擁而至，入內地辦公司、開商號、購銷產品、開拓市場，客觀上助長了中國內地城鄉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給天津外貿飛速發展增添了條件。
以上諸多因素，使這一時期天津外貿進入了一個飛速發展的黃金時代。
近代天津外貿發展的黃金時代是：進出口貿易貨值飛速增長，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各國對華貿易中有著重要地位。
（一）貿易貨值飛速增長
近代天津對外貿易（1861-1948年）發展可分為三個時期：1861-1899年興起時期；1900-1937年發展時期；1938-1948年衰退時期。每個時期又有不同的發展階段。
近代天津外貿貨值飛速增長，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19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間最為突出。1932-1937年間天津外貿發展盡管同1931年比較有了下降，但在近代“天津外貿發展中處於比較快的年代”，亦屬近代天津外貿發展時期的貿易。1938-1941年及1946-1947年天津外貿，年均貨值雖不低於1919-1931年年均發展水平，但它含有許多虛假成分。這些年貿易貨值增長：一有人為因素，二有物價暴漲因素，概括地說是戰爭造成的，不是貿易在正常發展情況下出現的，它將隨著戰爭的變化而變化，1942-1945年及1948年天津外貿急劇下降就是明證。所以近代天津外貿衰退時期以七七事變為起點比較妥當。
1919-1937年間天津外貿飛速增長，可從下列三個方麵考察：
從貿易貨值看：1919-1937年進出口貿易毛值3617013656海關兩，年均278231879海關兩，比1900-1918年年均101056607海關兩增長1.75倍，比1861-1918年年均增長7.8倍；進出口貿易淨值共3524141916海關兩，年均為271087839海關兩，比1900-1918年年均108937063海關兩增長1.48倍，比1865-1899年年均28872405海關兩增長8.38倍；1932-1937年間貿易年值無論是毛值還是淨值，也無論是計入走私貨值還是未計入走私貨值都比1900-1918年年均貿易值要高一倍多，比19世紀年均貿易值高出6-8倍。
從稅收看：1919-1937年共收關稅270275065海關兩，年均為14225003海關兩，比1900-1918年年均3200595海關兩上升3.44倍，比1861-1899年年均476140海關兩上升28.87倍。
從進出口船隻噸位量看：1919-1937年進出口船隻噸位量共89594349噸，年均4715491噸，比1903-1918年間年均2121614噸增長1.22倍，比19世紀22個年頭的年均614454噸增長6.67倍。
以上幾個方麵統計數據清楚地說明：此間天津外貿貨值、稅收、噸位量快速猛增，實為近代天津外貿飛速發展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