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卡車運輸對鐵路並不能構成威脅，因為當時公路狀況不良，卡車裝卸的貨物有限。然而隨著美國高速公路的迅速發展，卡車運輸成本迅速下降，卡車運輸很快構成了對鐵路的直接競爭，鐵路運輸商們感覺到越來越難以應付。
在鐵路運營商的要求下，管製終於有所鬆動。1958年，鐵路運輸商們被允許降低一部分運費，並且能夠退出不能獲利的線路。1970年，美國最大的鐵路公司——賓州中央鐵路公司宣告破產，這更加觸動了美國政府，美國州際商業委員會不得不放鬆了部分管製權力，但仍然控製相當一部分定價權。
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在經濟學家的嚴厲批評下，公眾對管製所強加的經濟負擔也深感不滿，全社會引發了一場強有力的、旨在廢除許多特定的管製方案的政治運動。最終，1996年，美國政府根據《終止州際商業委員會法》解散了州際商業委員會。
管製製度扭曲了市場價格，帶來了社會福利的損失，自始至終受到了經濟學家的猛烈抨擊，就如同經濟學家張維迎指出的那樣：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製。
到底在向誰征稅
在經濟學家看來，稅收同樣會影響市場上價格對資源的調節功能，因為在稅收的影響下，企業對生產成本的估計必然發生扭曲。比方說，政府規定，每生產一個麵包要向政府交納1塊錢的稅，那麼最高興的肯定是生產蛋糕和餅幹的企業，因為這實質上是提高了麵包的成本，從而使得麵包在市場上處於相對劣勢。很明顯這樣的稅收會扭曲價格的信號功能，打亂市場上已有的均衡狀態，從而帶來一連串的次級效應。
然而除此之外，經濟學家更擔心另一種危險：善良的人們出於好心提出的建議卻讓窮人們更加窮困潦倒。
我們總有這樣的想法，為了使社會更加公平，應該向那些有錢的人收稅，然後補貼那些窮人。因此有人提出，應該對高爾夫球具、高檔手表、遊艇征收奢侈品稅，他們認為這些商品是隻有少數富人群體才能消費的高檔奢侈品，對其征稅實際上就是對富人征稅，體現了境況好的人應該多納稅的原則，能夠起到公平的效果。然而這樣的“傳統智慧”又一次被經濟學家否定，而且經濟學家告訴我們，所謂的奢侈品稅，往往會讓窮人更窮，而對富人則毫發未損。真的是這樣嗎？
這涉及了經濟學中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稅收歸宿。它所要研究的是究竟誰最終承擔稅收，顯然對商品征稅會提高商品的價格，而消費者可能會承擔一部分稅費，同時生產者也有可能需要承擔，那麼稅收變動對市場均衡的影響便影響了市場的均衡，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參與者之間又該如何分配？
經濟學家們分析說，像遊艇這類奢侈品，屬於非生活必需品，而且替代產品很多，因此屬於需求富有彈性而供給缺乏彈性的商品，當這類商品由於稅收而價格提高時，富人們會選擇其他消費方式，而生產奢侈品的企業卻不得不承擔需求減少帶來的損失，甚至不得不降價、甚至停止生產，最終稅收負擔都會落在企業的員工身上。
事實也證明了經濟學家的預測是正確的。1991年初，美國的有錢人為了逃避稅收轉而前往鄰國巴哈馬購買遊艇，導致美國度假勝地南佛羅裏達的遊艇銷售量迅速下降90%。令人吃驚的是，包括“奔馳”、“淩誌”在內的高級轎車銷售量也急劇下降。最初美國國會曾預計“奢侈品稅”將每年為國庫帶來3億美元的收入，結果第一年僅僅收到了3000萬美元，隻有預期的1/10，最終，美國政府不得不在1993年取消了這項“虧本”的稅種。
經濟學家進一步分析說，在市場供給雙方中，彈性越小的一方，承擔的稅負比例也越大。奢侈品的供給彈性不大，但需求彈性較大，因此供給方也就是生產廠商的人們承擔了稅負。如果對大米、食油這些日常生活品征稅則恰恰相反，新增的價格將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相反，如果政府提出對房東收稅，大多數人會認為，至少有一部分稅收會轉嫁到房屋租賃者的頭上，但經濟學家說房東將是直接的受害者。首先房屋租賃是一個需求富有彈性而供給缺乏彈性的市場，因此房租的稅收就大部分由房東承擔了，而租戶也不必擔心房東會提高價格，事實上，如果房東能夠提高價格並且全部把房子租出去，那麼他們早就這樣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