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李富春在延安時期的中央組織部
紀念陳雲誕辰110周年
作者：宋毅軍 齊苗
陳雲和李富春相識於20世紀20年代末在上海開展地下鬥爭的歲月裏。在後來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兩個人共同參加了長征；經曆了延安歲月，陳雲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李富春任副部長；一起進軍東北，陳雲擔任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本文選取了延安時期陳雲和李富春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的曆史片段，再現他們患難與共、相互支持的革命情誼。
組織部就“像一個大家庭，上下級的關係非常融洽。部長陳雲同誌、副部長李富春同誌采取直接領導的辦法工作，辦事效率很高”
1937年11月中國全麵抗戰爆發不久，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書記處：“全國工作大開展，領導幹部不夠分配，請即刻將陳雲……等諸同誌派回中央工作。”11月29日，陳雲同王明、康生一起從蘇聯回國到達陝北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全麵抗戰形勢和黨的任務，並對各地工作重新作出部署。會議增補王明、陳雲、康生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決定陳雲、李富春等組成黨務委員會。不久，陳雲接替博古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李富春任副部長。自此，兩個人的主要精力就都放在了黨的組織工作上，時間長達六年之久。
當時，中央組織部人很少，包括陳雲和李富春也隻有十來名幹部。中組部內設機構也很精幹，除陳雲、李富春外，下設幹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書科。1943年，李富春調離中組部以後，中組部就不再設副部長。許多同誌回憶，當時，“那裏風氣很正，大家團結很好，陳雲、富春同誌十分平易近人”。
最初，陳雲和李富春的辦公地點在延安城內鳳凰山角下一座小巧的四合院裏，院內的小山坡上有七八個土窯洞。第一口就是陳雲的辦公室兼住所，裏麵非常簡樸，但擺設很有條理。陳雲秘書回憶說：“辦公桌上文件的擺放，都有一定的位置順序。哪些放在桌麵上，哪些放在抽屜裏，都有一定之規。而在桌麵上放的文件，也都是一疊一疊的分類堆，哪些是急辦的，哪些是預備提交部務會議討論的，都有各自的位置。我去給他送文件時，都按這種規律擺放，有時我放錯了，他會馬上糾正過來。書架上的書，大都是馬列主義原著、毛澤東同誌的著作和一些理論參考書籍，堆得滿滿的，但細看一下，你就會發現，也都是按一定位置擺放的。”後來因為敵機轟炸延安，中組部先後搬到延安北門外原中央黨校住處和楊家嶺，同中央辦公廳、中央宣傳部為鄰。
關於中央組織部工作方法。“那時，每星期六的上午，中央組織部召開部務會議。會議由陳雲、李富春同誌主持，參加的人員還有秘書長和各科正副科長。記錄由秘書長負責。部務會議主要討論的有執行組織路線中的重大問題，比如，組織工作如何貫徹黨的總路線，如何為放手發動群眾、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總路線服務；還有全黨組織、幹部政策，地方組織狀況，幹部任免，黨務委員會工作以及組織部機關建設上的比較重大的問題。部務會議討論決定的事項，由有關部門按職責分工分頭去辦理，例如幹部的任免、調動由幹部科辦理。重要的由富春同誌簽署‘陳李’兩個字就發出去，不再傳閱畫圈。”
中央組織部實行集體領導，製度十分健全。領導之間親密團結，既有各自的分工，又必須按民主集中製原則辦事，重大事情都須經集體討論做出決定。“陳雲同誌是總的負責，李富春同誌承擔常務工作。”在部內，陳雲平時說話不多，但講起話來“條理清楚，觀點明朗”，給人以“聰明機智，精煉果斷，沒有架子，平易近人”的印象。組織部就“像一個大家庭，上下級的關係非常融洽。部長陳雲同誌、副部長李富春同誌采取直接領導的辦法工作，辦事效率很高”。陳雲看上去“瘦瘦的，顯得精幹、文靜”。他“對人很和氣，總是以一種很平等的姿態來與你交談，說起話來像嘮家常似的，使你感到十分親切”。
1938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大量的發展黨員”，建議中央對這個問題作出新的決議。這是全麵抗戰初期黨的一項重大決策。據此，陳雲主持起草了《中央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決議指出：“為了擔負起擴大與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神聖的任務，強大的黨的組織是必要的。但應該指出，目前黨的組織力量，還遠落在黨的政治影響之後，甚至許多重要的地區，尚無黨的組織，或非常狹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發展黨員，成為黨目前迫切與嚴重的任務。”決議要求，把發展黨員作為每一個黨員及各級黨部的經常的重要的工作之一。
為此，從1938年春天開始，陳雲和李富春等用相當多的精力對全國組織工作情況進行了比較全麵的調查研究。他們要求中組部建立相應機構，確定人員，盡量了解各方麵黨組織工作情況，以便製定不同的對策，加強指導。3月，陳雲向中央書記處建議調一些下麵的幹部來中央彙報工作，得到中央批準。這個時期中組部的工作重點和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麵：一是向全國各地派遣幹部，二是解決與黨失去聯係的黨員黨籍問題以及安置革命家屬問題，三是訓練幹部。陳雲認為，組織部是中央的一個得力部門，解決問題的態度是大公無私的。“對幹部的分配較有計劃”，“能按照他們的能力分配工作，派出的人都很適當”。當然，這離不開陳雲和李富春的正確領導。
“一年多來，組織部工作是有成績的。今後組織部積累經驗是重要的，現在仍要注意過去經驗，使黨有一個正確的組織路線，使延安工作走向全國性的工作”
1938年10月，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中央組織部的工作重點逐漸從麵向延安一地轉為麵向全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時，陳雲和李富春等出席了會議，李富春擔任大會主席團秘書長。會議批準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克服了抗戰以來右傾錯誤對黨的工作幹擾。根據全麵抗戰形勢的變化，中組部的工作內容有所增加：其一，研究全國組織工作，為黨的七大做準備；其二，研究外省組織問題，包括黨的鞏固與發展問題、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關係問題、不同地區的不同工作方法問題；其三，加強對幹部的培養和教育；其四，把延安的工作經驗推廣到全國去。
為了適應抗戰形勢的新變化，毛澤東向中共中央提議，對延安各機關各部門工作進行一次徹底的檢查和整理。檢查工作目的是，“發揚工作人員的積極性與責任心，提高工作與學習的效能，克服工作中的困難，糾正工作中的弱點，以便更順利地完成各部門應負的工作任務，準備迎接更艱苦更偉大的鬥爭”。黨中央決定，這項工作由中組部“負責領導和督促”，由陳雲、李富春召集幹部會議進行動員。
檢查工作的兩個多月中，陳雲、李富春等組成檢查工作委員會，負責總結和評獎，具體工作在李富春領導下進行。在這期間，陳雲對延安各係統、各部門的組織工作狀況格外關注。當時，延安地區黨的組織工作雖然取得很大進步，但還存在不少問題。李富春在《延安檢查工作的總結》報告中指出：主要問題是“舊的組織形式與製度，不能即時隨著新環境而改變，特別在組織工作的方式上，有許多地方還沒有完全跳出事務主義與手工業的方式。因此，工作任務擴大與龐雜，就容易處於應付與被動，或者陷於包辦代替，以至負責者終日忙碌，下級同誌則遇事依賴的狀況”。如何擺脫這種局麵？陳雲指出：地方黨的組織機構要適合戰爭情況，避免與政、軍機構產生摩擦；農村的黨組織宜於在相當地區建立中心領導；黨的機關形式要隨環境而變化，做到秘密工作與公開工作相結合。他強調必須建立集體領導；同時要求地方黨部在領導下級機關時，既要提出任務，又要“給方法”，要確立檢查製度，幫助下麵解決一些具體問題。他特別指出：集體領導必須建立在分工的基礎上；要建立必要的工作製度，比如例會製度、彙報製度、檢查製度，其中以例會製度為關鍵；主要領導者要恰當地發揮作用。
在陳雲和李富春等領導下，檢查工作進行得很順利，許多部門通過檢查改進了工作，提高了效率，增強了團結，取得很大進步。檢查工作結束後，延安各係統、各部門按照陳雲和李富春的意見和建議，“即時調整和充實了各項組織機構，建立健全了各種規章和幹部管理製度，適應了飛速發展的革命形勢”。這就為全國提供了經驗，樹立了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