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勢：大唐襪業集群案例研究
第一節問題提出
在集群研究領域，集群企業競爭優勢問題曆來為人們所關注。早期的研究如馬歇爾（1964）的外部經濟理論、韋伯（1997）的產業區位理論以及Piore和Sabel（1984）的彈性專精理論主要關注的是那些直接經濟因素，他們認為集群企業通過地理鄰近和產業組織優化獲得了生產成本優勢。隨著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的持續競爭優勢越來越取決於它們識別外部環境整合內部資源的能力，尤其是獲取和利用外部知識資源的能力。知識作為一種稀缺資源成了企業經濟利潤的來源，像技能獲取、知識與訣竅（know‐how）的管理和學習就成了企業根本性的戰略問題（Grant，1996；Teece、Pisa‐no & Shuen，1997）。集群研究中的集體學習學派（Keeble & Wilkinson，1999）和區域創新係統學派（Nelson，1993；Padmore & Gibson，1998）認識到集群企業競爭優勢來自本地企業與機構之間形成的區域創新係統，也就是由眾多企業和機構間共同作用，形成的知識和技術在集群中創造和擴散的係統（Morosini，2004）。
然而，或許是受到經濟地理學科範式的影響，上述研究對於集群企業競爭優勢的認識是不完全的。筆者認為，集群企業競爭優勢有兩層含義：首先是集群企業相對於集群外部企業的競爭優勢；其次是集群內部企業之間某些企業相對其他企業的競爭優勢。傳統研究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集群內與集群外企業之間在競爭優勢上的差異，但卻無力解釋集群內企業之間的差異，而大量實證研究表明集群內企業之間同樣存在著巨大的差異（Rabellotti & Schmitz，1999；Sammarra & Biggiero，2008；Shaver & Flyer，2000）。傳統集群知識傳播與企業競爭優勢研究過於強調集群企業在整體上由知識傳播獲得的競爭優勢，而這些優勢事實上如何在內部企業層麵發生的機製卻了解不多。正如Martin和Sunley（2003）所指出的，傳統研究對於集群內部企業的組織運行方式還缺少嚴格的分析。
第三章提出的集群知識傳播的認知分析框架，從企業知識基礎出發分析了集群中企業間知識傳播的內在機製，這為我們從集群知識傳播的角度全麵認識集群企業競爭優勢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基於認知共同的集群知識傳播機製表明，集群企業間的知識傳播實際上是在一個基於認知鄰近規則下的認知共同體中發生的，企業之間的知識傳播受到過濾效應和封閉效應的影響。那些擁有相似知識結構的企業能夠較好地實現相互之間的知識交流和傳播；而在知識結構差異較大的企業之間的知識傳播則較難發生。
為了進一步檢驗上章提出的基於認知視角的集群知識傳播分析框架，同時探索集群企業知識基礎與集群知識分布及競爭優勢的關係，本研究將采用深入訪談和內容分析等方法，對浙江大唐襪業集群中的8家企業進行了案例分析。具體來說，本章的研究將圍繞四個問題而展開：①集群內部知識傳播與企業競爭優勢異質性；②集群知識分布對集群企業知識傳播的影響；③集群企業知識基礎與知識獲取關係；④集群知識傳播與企業競爭優勢的關係。
下麵首先介紹大唐襪業集群的背景和相關的數據收集與編碼方法，第三節著重分析大唐襪業集群中的企業知識分布與知識傳播的狀況，第四節根據大唐集群中的知識傳播特征探討集群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以及與企業知識基礎和集群知識分布的關係，最後是本章小結。
第二節案例背景
在我國不同地區的產業集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的集群，前者以電子、通訊、化工等產業為主，後者則以紡織、家電等產業為主，這兩個地區的產業集群在國內和國外已經形成了較強的競爭力（Engardio、Dexter & Brain，2004；Zhang、To & Cao，2004）。以浙江省為例，根據《浙江統計年鑒2007》的數據，當前浙江全省共有年產值億元以上的集群601個，總產值15826億元，占全省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約為64%，企業總數30.84萬家，其中年銷售收入500萬以上的規模企業19065家，從業人員800多萬人。產業集群（或塊狀經濟）已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獨特模式（史晉川等，2004）。筆者認為，以浙江的產業集群為研究對象來分析集群知識傳播與企業競爭優勢問題，具有較好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