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勢：集群知識分布與企業學習能力作用的實證研究
第一節引言
基於認知視角的集群知識傳播分析框架認為，集群企業的競爭優勢取決於它對集群中傳播的知識的獲取與學習能力，而這一學習能力又是企業自身的知識基礎和集群整體的知識分布的函數，企業的知識整合能力和麵臨的環境不確定性又對這一關係發揮著調節作用。對大唐襪業集群的案例分析表明，集群企業的知識基礎和集群整體的知識分布對其競爭優勢有著顯著的影響。然而案例研究的性質決定了大唐隻是反映了局部的個案。為了能夠更廣泛地驗證與探索集群知識傳播與企業競爭優勢的理論關係，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法進一步分析了集群知識分布、企業知識基礎、企業學習能力等知識傳播要素與企業競爭優勢的關係。
在組織研究領域，對企業知識學習能力與企業競爭優勢的研究有不少（Cohen &； Levinthal，1990；Lane &； Lubatkin，1998；Narasimhan、Rajiv &； Dutta，2006；Tsai，2001），然而對於這一關係在集群環境中的探討卻不多見。如前所述，集群是一個知識傳播的特殊環境，在集群中企業知識學習行為表現出較強的本地性（localizedlearning）、高度的互動性，這與傳統企業知識學習能力與競爭優勢關係研究的背景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當前理論界對於集群企業的知識學習能力是如何形成和集群企業學習能力與競爭優勢的關係了解得並不多。基於此，本部分旨在對集群企業知識基礎與競爭優勢優勢的關係做進一步的研究和探索，具體來說也就是要回答兩個問題：第一，集群知識傳播過程中，知識基礎和學習能力以及集群知識分布與企業競爭優勢的關係是怎樣的？第二，這種關係是否受到企業內部的知識整合能力以及麵臨的環境不確定性的影響？如果存在影響，這種影響方式是怎樣的？針對這兩個問題，本研究提出了如下理論模型。
下麵，筆者首先對圖5.1中各變量之間的關係進行討論並提出了相應的研究假設。第三節是對實證研究方法的介紹，包括變量的測量、研究的取樣、量表信度和效度分析以及數據分析方法。第四節是對問卷數據的統計分析和研究假設的檢驗。最後是對本章研究的總結與討論。
第二節理論假設
對企業知識學習研究的一個基本觀點是，企業的知識基礎（或知識結構）決定了它對新知識的識別、獲取和利用（Porac &； Thomas，2002；Shane，2000；Walsh，1995）。知識基礎對企業知識學習的影響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麵（Cohen &； Levinthal，1990；Todorova &； Durisin，2007；Zahra &； George，2002）：其一，累積性，也就是說企業的知識學習是在原有知識基礎上的累積；其二，期望形成，企業已有的知識基礎使得它能夠更好地理解和評估外部信息。這兩方麵的特征決定了企業的知識學習活動是局部發展（domainspecific）和曆史依賴的（Levinthal &； March，1993）。對於集群企業來說同樣如此，第三章基於認知共同體的集群知識傳播機製研究和第四章對大唐襪業集群的案例研究都表明集群企業的知識學習活動遵循著認知鄰近的原則，認知共同體中的知識傳播受到過濾效應和封閉效應的作用，那些知識水平更高的企業具有更強的知識獲取和知識學習能力。基於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集群企業的知識基礎對其學習能力有正向影響
以Teece等（1997）、Zollo和Winter（2002）與Eisenhardt和Martin（2000）為代表的動態能力學派認為，企業的持續競爭優勢取決於它們識別外部環境整合內部資源的能力，尤其是獲取和利用外部知識資源的能力。Zander和Kogut（1992）更是認為，企業實際上是一個存儲知識的場所，通過整合個人的知識，企業生產創造出具備經濟價值的產品。因此知識獲取和知識創新成為企業經濟利潤的根本來源。對於集群企業來說同樣如此，集群企業的知識學習能力能夠幫助企業更快地更新生產技術和管理方式，從而更好地利用由集群本地彈性生產係統帶來的競爭優勢（Molina‐Morales &； Teresa，2004）。傳統的集群知識傳播與企業競爭優勢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外部資源的視角（蔡寧和吳結兵，2002；魏江2003），其邏輯是“集群知識傳播競爭優勢”。然而，集群企業競爭優勢的獲得本質上是企業內生能力提升的結果（Teece等，1998），集群知識傳播與競爭優勢之間的邏輯關係應該是“集群企業知識基礎學習能力競爭優勢”，即集群企業的知識基礎實際上是通過學習能力為中介變量對企業的競爭優勢產生影響。基於此，筆者提出了本研究的假設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