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企業學習能力。
企業學習能力在研究假設中處於中介變量的位置，該變量是指企業獲取外部知識的能力。就企業學習能力（或知識獲取能力）的測量，以往研究中存在著大量的成熟量表（Lyles &； Salk，1996；Simonin，1997；Yli‐Ren‐ko、Autio &； Sapienza，2001；Zahra、Ireland &； Hitt，2000）。根據研究對象的特點，筆者借鑒了Jansen等（2006）的企業吸收能力量表，提取了其中有關企業知識識別和知識獲取的7個題項（見附錄2）。
（4）競爭優勢。
根據已有的關於企業競爭優勢的實證研究，我們將企業財務績效和創新績效作為企業競爭優勢的評價指標（Wiklund &； Shepherd，2003；Zajac、Kraatz &； Bresser，2000）。在指標測度上，采取相對衡量的方法，通過與企業與行業平均水平對比，來揭示出關於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信息（Birley &； Westhead，1990；Dess &； Robinson，1984）。某一企業的績效指標相比行業平均水平越高，則表明其競爭優勢越大。具體來說，筆者開發了一個由4個題項構成的競爭優勢量表。
（5）環境不確定性。
環境不確定性主要是指集群企業所麵臨的外部技術、市場等方麵的變化程度。筆者在Glazer和Weiss（1993）與Sinkula（1994）的環境不確定性量表的基礎上，將環境不確定性分為技術不確定性和市場不確定性兩個維度，開發了由7個題項構成的環境不確定性量表（見附錄2）。
（6）知識整合能力。
企業知識整合能力是指企業在內部進行知識交流和知識傳播的能力。
筆者對這一變量的測量主要借鑒了Gupta和Govindarajan（2000）的企業跨部門知識交流量表，Dewar等（1980）與Hage和Aiken（1967）以及Janse等（2006）員工決策參與的量表，並在此基礎上開發了一個由9個題項構成的集群企業知識整合能力測量量表（見附錄2）。
（7）控製變量。
企業年齡：以往研究發現企業年齡將會影響企業的學習能力和企業的競爭優勢（Lane &； Lubatkin，1998；Zahra &； George，2002），成立時間越長的企業越有經驗優勢，或者，越年輕的企業越有創造新知識的能力（Autio、Sapienza &； Almeida，2000）。因此，本書選擇企業年齡作為一個控製變量，並以企業自成立以來的持續年數對其進行測度。
企業規模：企業規模可能影響企業的知識學習與競爭優勢的關係。規模大的企業有更多的資源投入到重要技術和市場活動中，從而獲得較高的績效（Tsai，2001）。為了控製企業規模對本研究的影響，本研究采用企業員工總人數來測量企業規模。
筆者將調查問卷對12位來自企業的管理人員進行了試測，通過試測發現部分語句的表達方式需要修改，其中企業學習能力的一個反向計分題項容易產生歧義。根據試測結果，刪除了有歧義的題項、修訂了表達方式，最後形成了包含集群知識分布4個題項、企業知識基礎5個題項、企業學習能力4個題項、知識整合能力8個題項、環境不確定性7個題項和企業競爭優勢4個題項，共32個題項的正式問卷。
二、研究樣本
對集群知識傳播與企業競爭優勢進行實證分析，理想的情況下需要獲取整個集群的知識分布和內部企業的競爭優勢情況的數據。然而，考慮到時間和資源限製，這顯然並不可行。因此，本研究從實際出發，從橫截麵上選擇一些集群中的企業搜集數據。基於這一思路，筆者在2007年7月到2008年1月期間對浙江省台州、杭州以及廣東省廣州、深圳、汕頭等地的縫紉機集群、五金工具集群、襪業集群、玩具集群以及電子集群共236家企業的中高層管理者進行大規模的問卷調查。問卷共發放250份，回收156份，問卷回收率達到51.2%。在回收的問卷中，有效問卷128份。
三、問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為了檢驗問卷測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分析了集群知識傳播與企業競爭優勢模型中各變量測量量表的結構效度和內部一致性信度。就結構效度而言，本研究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來檢驗。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筆者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提取因子，用方差最大方法（varimax）進行因子旋轉，根據特征根碎石陡階圖（scree）確定因子數量。為了檢驗問卷的信度，本研究分析了各因子題項的內部一致性。內部一致性的分析采用Cronbach的alpha係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