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集群已成為許多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形式，從美國的矽穀和128公路地區、意大利北部的“第三意大利”、德國的巴登-符騰堡到我國的中關村、東莞、溫州以及紹興等地，大量的事實表明產業集群和其中的企業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對集群企業的競爭優勢進行研究和分析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馬歇爾早在其《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就認識到集群知識傳播對企業競爭優勢的促進作用。然而，或許是受到經濟地理學科範式的影響，以往研究主要側重於集群整體的分析，對於企業層麵上集群知識傳播的內在機製卻談得不多，往往是就集群而論集群，反而忽視了構成集群的主體——企業！這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無法解釋集群內部企業之間日益增加的異質性（Rabellotti & Schmitz，1999）！
新近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已經開始認識到，從集群企業的知識基礎和認知能力的角度來認識集群知識傳播現象具有重要的意義，但目前仍然缺少對集群企業知識基礎、知識傳播與競爭優勢關係的係統分析，也沒有一個可行的分析框架。基於此，本書以知識傳播的認知鄰近原則為切入點，從社會認知理論中引出圖式概念來構建基於認知共同體的知識傳播機製，提出了集群知識傳播的認知分析框架，並在此基礎上通過3個子研究對集群知識傳播與企業競爭優勢的關係進行了理論探索。
具體來說，研究一通過案例分析方法，探討了集群知識分布對集群知識傳播的影響，以及集群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研究二采用問卷調查法，進一步分析了集群企業知識基礎、學習能力以及企業競爭優勢之間的關係，以及環境不確定性、集群知識分布異質性和企業知識整合能力對這一關係的調節效應。針對集群知識傳播的動態特性，研究三采用多主體仿真方法，分析了集群知識分布對集群知識傳播的動態效應，以及地理鄰近和社會鄰近的作用。
第一節本書的主要結論和理論進展
本書得到的主要研究結論與理論進展包括：
（1）集群中的知識分布是非均勻和異質的，集群中的知識實際上是以認知共同體為渠道進行傳播的。
傳統的集群企業知識傳播研究大多強調企業之間在地理上、製度上表現出來的共性，而極少有研究關注到集群企業之間的異質性，尤其是知識結構（或知識基礎）上的異質性，因而對集群知識傳播中的非均勻現象難以做出合理解釋。基於此，本書在第三章從社會認知理論中引入圖式概念，將集群企業知識結構分別表示為技術圖式和市場圖式兩類，並指出集群中的企業根據圖式相似性的原則形成了不同的認知共同體，集群中的知識實際上是以認知共同體為渠道進行傳播的。
本書第四章對大唐襪業集群的案例研究支持了這一觀點。案例研究表明：①集群內部的企業知識分布並沒有表現出絕對的同質性或異質性，而是在技術知識上具有同質性，在市場知識上又具有異質性。②這種知識分布特征，在認知共同體過濾效應和封閉效應的作用下，使得集群內企業的技術知識傳播表現出高度活躍和均勻的特點，而市場知識的傳播則表現出較高的非均勻性和黏滯性。
（2）集群企業知識基礎能夠通過提升知識學習能力來獲取較高的競爭優勢，而集群知識分布異質性和市場環境不確定性對知識基礎的作用發揮反向和正向的調節效應。
基於認知視角的集群知識傳播分析框架認為，集群企業的知識基礎是其獲得競爭優勢的根本來源。本書第四章對大唐襪業集群的案例分析表明，集群企業的競爭優勢來源於集群知識分布和集群企業知識基礎這兩方麵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集群整體的知識分布能促使集群企業形成本地彈性專業化生產係統，進而形成集群企業相對非集群企業的競爭優勢；其次，集群企業自身知識基礎賦予了集群企業從集群中學習和獲取知識的能力，以此來整合和利用集群彈性生產係統，最終獲得相較於集群內其他企業更為突出的競爭優勢。
本書第五章以浙江和廣東等地128家集群企業為研究對象進行的問卷調查及統計分析結果則進一步表明：①集群企業知識基礎對知識學習能力之間存在著正向的影響，並且這一影響以學習能力為中介作用於企業的競爭優勢。這意味著，集群企業的知識基礎是其競爭優勢的真正來源。對於集群中的企業來說，其自身擁有的知識基礎是其能否有效地利用集群知識傳播係統中的外部知識獲取競爭優勢的關鍵。②集群知識分布異質性對企業知識基礎與學習能力之間的關係起反向調節作用，並且知識分布的這一調節效應還以學習能力為中介影響企業的競爭優勢。這意味著，在知識分布異質性程度較低的集群中，集群企業的知識基礎對於它獲取外部知識和提升績效水平的作用更大；而在知識分布異質性程度較高的集群中，集群企業知識基礎的作用就要弱一些。③市場不確定性對集群企業知識基礎與學習能力的關係有正向調節作用，並通過學習能力對企業競爭優勢產生影響。這意味著，在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中集群企業更有動力發揮自身擁有的知識資源優勢，通過積極地關注外部環境和利用外部知識資源來提升績效水平，或者說在市場不確定性程度較高的環境中，集群企業知識基礎的作用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