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了解順馳，就必須了解孫宏斌。
10多年以前，一個沉重的故事。“那是一段痛苦的經曆，誰也不願意經曆這種事情，”孫宏斌點燃一根煙，“但是，如果沒有這件事，也就沒有我和順馳的現在與未來。”
1990年5月28日，孫宏斌被北京海澱警方刑事拘留。10天後，被正式逮捕，案由是挪用公款。
1992年8月22日，在海澱看守所經過漫長的27個月後，孫宏斌接到了刑事判決書，他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罪名是挪用公款13萬元。
1994年初，孫宏斌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減刑1年零2個月，1994年3月27日刑滿釋放。
2003年2月19日，孫宏斌向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提出申訴，要求取消原判決，改判無罪。
2003年10月22日下午，孫宏斌收到海澱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撤銷1992年8月22日判決，改判孫宏斌無罪。正在此時，孫從手機裏獲悉順馳在蘇州競標兩幅地塊成功。在海澱區法院門口，孫宏斌淚流滿麵。
2003年10月22日和1992年8月22日迥異的兩個判決，所依據的事實、證據卻完全一樣，並沒有增加新證據。孫宏斌自己解釋說，這主要是因為當時我國法律不健全，對經濟活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沒有明確的規定，法律嚴重滯後，造成了孫宏斌被客觀歸罪的結果。
什麼樣的新情況、新問題，令孫宏斌付出了4年牢獄的代價？
1988年，清華碩士孫宏斌從某科研單位辭職來到聯想，後主持企業發展部工作，“負責聯想集團除北京以外全國各地的業務發展，他領導的團隊管理著當時聯想在各地的分公司。”（見聯想《有關孫宏斌事件的說明》）。一年多時間，孫宏斌所在部門在各地建立了12家分公司，其管理的業務快速發展，使其與其他部門尤其是聯想的老同誌發生諸多摩擦，引起種種擔憂。
1990年二三月，長期坐鎮香港（為解決香港聯想問題）的柳傳誌回京，主要目的便是想妥善處理企業發展部的問題。但柳傳誌發現，“孫宏斌和他領導的團隊在管理理念上與集團發生了激烈的衝突，乃至發生了嚴重違反公司規章製度的行為，其中最重要的表現是試圖獨立掌控資金，使其所管理的業務獨立於公司的監控體係之外，也確實造成了資金在公司財務體係之外的運行缺乏監督監控的事實”。（見聯想《有關孫宏斌事件的說明》）柳傳誌在會見記者時說：“當時他們成了一個集體，外人看來就是‘幫’，人由他選取，財務上一度失控，下麵人還說了一些更過分的話。如果在我的控製之下，還可以，控製不住，當然不行。我對他的了解，大部分是在從香港回來後，當時，局麵已經很緊張，他上進心越強，我們越感威脅。”
“由於難以判明孫宏斌的主觀動機，為了控製事態發展，防止損失，公司采取了果斷措施，請示司法機關立案查處。”
孫宏斌因此獲罪。
孫宏斌與聯想的故事並非到此結束。1994年3月9日，即孫宏斌出獄前18天，他和一位獄警到北京出差，托人請柳傳誌吃了一頓飯。席上，孫告訴柳他出獄後準備做房地產銷售代理，並誠懇地向柳傳誌表示，之所以發生這樣的事，是因為他太年輕，太浮躁，太急功近利。直到今天，孫也認為自己當年的做法不妥，給聯想造成了不良影響。但是孫宏斌一再強調，他做事的動機是為了聯想的發展，其中沒有任何個人私利。孫宏斌承認他的做法有不妥和錯誤，但他自始至終沒有認為自己有罪。
“如果我出來後提著刀到柳總住的樓下轉悠，有什麼意義呢？你得知道你究竟想要什麼。”孫宏斌說，“柳總在我眼中一直是一個長者、導師，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柳傳誌造就了我。”
1994年8月，順馳想獲得比常規更快的發展，孫向聯想借款。柳等人當即同意借出50萬元。
1995年年初，在柳傳誌和中科集團董事長周小寧的支持下，順馳和聯想集團、中科集團成立天津中科聯想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1998年，聯想和中科集團將全部股份轉讓給順馳，公司更名為天津順馳投資有限公司。孫宏斌認為，聯想與中科的一進一出，都是柳總和周總在幫他。2002年10月，順馳和聯想旗下的融科智地房地產有限公司共同組建新公司，開發天津翡翠城項目，孫宏斌說，這是雙方的平等合作。柳傳誌說，聯想主要是學習。
2003年，聯想對法院出具的意見說，對孫宏斌申請再審的訴求“不持異議”，對法院重審改判“予以尊重”。
孫宏斌事件多年以後，2003年11月19日下午5點，柳傳誌在接受我采訪時說，入獄數年，對一般人的打擊會很大，但孫宏斌意誌不消沉，一直要求上進，“孫宏斌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年輕人的榜樣，年輕人很難說不犯錯誤，但我們看到他很快又站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