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利思害。“在利思害”，對於商戰中的企業家是一貼清醒劑。對外開放，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和設備，這是件好事，但同時也要付出代價與成本。如何興利防害，長春第一汽車廠的做法把引進與自己製造結合起來，隻引進關鍵性先進設備、部件和技術，一些本企業或本國能製造的設備、部件盡量自行製造。這樣既發揮了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的優勢，又避免了過多地耗費外彙的短處。
第二，在害思利。這是“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的又一含義。即在不利情況下，將帥應看到潛在的有利因素，事情才能夠進行。
生產經營者也有必要“雜於利害”。同時考慮到利和害，並在這兩極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就能夠順利發展。否則，隻看到對自己有利的一麵，或者僅注意對自己不利的一麵，要麼遲早會栽跟頭，要麼使生產經營畏縮不前。尤其是當生產經營活動順利發展時，人們往往容易忘乎所以，看不到其中所隱藏的不利因素和危機，不能及早謀取對策，一旦危機爆發了便會措手不及。因此，生產經營者特別需要有一種居安思危的科學態度。
如何才能居安思危呢？生產經營者必須善於預測危機。這又要求他們具有廣博的知識、敏銳的眼力和縝密的思維；要注意研究國內外經濟變動的曆史，從中找出各種規律；要像軍事將帥那樣，利用各種情報，盡可能全麵地察覺可能招致失敗的各種因素。在此基礎之上，要積極謀求克服消極因素的有效對策。例如，當一種商品正處於暢銷之時，經營者就必須慮到它有滯銷之日，及時地推出新的暢銷商品，或者適時地轉移陣地。隻有這樣，才能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有時還需要從最壞處著想，做好失敗之後收拾殘局的各種準備，力求把損失減少到最小的限度。《三十六計》中有一計是“走為上”，生產經營者在麵臨失敗之時是走還是留，如何走，如何留，這些都是需要平時就認真考慮的。
例
波音公司因“險”得“福”
1988年4月27日，美國阿哈羅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客機自檀香山機場起飛後不久，突然，“轟隆”一聲巨響，飛機前艙頂蓋被掀開一個直徑達6米的大洞，一名空姐當即被掀出機外。駕駛員采取緊急措施，把飛機降落在鄰近的機場上。令人驚異的的：除了那名不幸的空中小姐外，全機89名乘客和其他機組人員無一傷亡。有關人員立即趕赴現場，對飛機發生事故的原因進行調查。
波音公司麵對嚴峻的考驗，毫不驚慌，他們派出高級技術人員參與調查，並且，隨著調查的深入，波音公司還借助電台、電視台、報紙、雜誌等新聞媒體大造輿論，對空難事件大加宣揚，波音公司的解釋是：這是一架已飛行了20年、起落9萬多次的客機，按照技術規定，它本已早該退休了。飛機過於陳舊、金屬疲勞是造成事故的最主要原因，但即使是一架如此陳舊的波音737，它還能保證乘客無一傷亡，這證明了什麼呢？隻能證明波音公司的飛機質量的的確確是上乘可靠的。
波音公司處變不驚，從容查清了造成空難的原因，並大加宣傳，不但沒有損傷波音公司的形象，反而使公司因“險”得“福”。事故之後，波音公司的訂貨成倍增加，僅國際金融集團和美國航空公司兩家就訂購了130架波音737，公司在5月份的訂貨高達70億美元。
【商人活用之一】變害為“利”，是高招中的高招。因為事物都是矛盾的統一體，必包含利害兩麵，智者高明，可以不但明察利害兩麵，更能巧妙的轉化，從而不論利、害，都能為己所用。在惡劣的形勢下，看到有利的一麵，放大、升華，就可以抵消不利的影響。
五危
敗鑒
解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對於從事商戰的現代企業家也是必須時地刻記的警戒。軍事上的“五危”在企業經營管理中同樣會表現出來。例如抱著拚死一戰的決心，盲目投資，孤注一擲，就可能被對手誘殺；畏縮膽怯，一味求穩，錯失良機，就可能被對手吞並；急躁冒進，輕舉妄動，就可能被對手淩侮；過分重視虛名，就可能受各種議論的影響，使實際效益受損；過分遷就、放縱員工，就可能使管理鬆懈，效益下降，陷企業於困境。企業領導者如能吸取前車之覆的教訓，隨時警惕這五種會帶來災禍的弱點，企業的經營管理就會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孫子五危論重在強調適度，這種原則在經營領域屬於一種高級控製術。它告訴人們，做生意，搞項目，不能死拚蠻幹，要把業務上勇於進取的精神控製在理智的範圍內。既要有一股闖勁，又不能讓偏激情緒左右自己，要牢記“必死，可殺也”。同時，又要知道生意場上永遠是有得有失的，不能想著一點風險都不冒，萬事一帆風順，這樣就可能什麼也辦不成，什麼利益也得不到，成為一個徹底失敗者，要多想想孫子所說的“必生，可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