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安由於產鹽，早在西漢的時候，其所在地就設縣了——朐忍縣。北周時，將縣治由萬戶驛遷至湯溪口，將縣名更為“雲安”。到了唐代，以雲安鹽的重要地位，太宗在雲安鹽場設雲安監，以收鹽課。宋元時期，雲安監一直隸屬於雲安軍。
以白兔井為首的雲安鹽井，二千多年的漫長歲月，究竟流出了多少鹽鹵？又有多少鹽鹵熬成了鹽？這些數據可能我們永遠也不可知，但是一些基本數據還是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意象。
早在宋代時，雲安鹽就已經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了，那時，雲安監年產量約814000斤。明代洪武年間，雲安鹽產量突飛猛進，是宋代鹽產量的2倍多，達2124620斤，到弘治時年產鹽更是達2490000斤，是宋代的3倍。但是鹽產量的過度增加，意味著燃料的大量消耗，雲安附近的山林幾乎都成了童山。到了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終因柴薪奇缺，產量大幅萎縮，僅產67200斤。明末清初，因戰亂頻仍，終致停產。
清初，為恢複和發展雲安的鹽業生產，開始鼓勵私人鑿井熬鹽。又由於逐漸采用以煤替柴，解決了燃料的問題，雲安製鹽業逐步恢複，並有較大發展。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鹽產量達13000000斤，是明代年最高鹽產量的5倍，也使雲安一舉躍入四川最大的鹽場之一。鹹豐三年（1853年）朝廷令川鹽濟楚，產量又有較大增長。清末，由於改一鍋一灶為一鍋多灶，雲安日產鹽70000斤，年產鹽達創紀錄的24600000斤。
宣統三年至民國24年（1935年），雲安鹽的年平均產量約為31400000斤；其中頗有戲劇性的是，1920年雲安地震，鹽井鹵水變豐，導致年產量提高10%左右。第二次川鹽濟楚期間，雲安年產鹽達49400000斤，創造了曆史紀錄。
從以上冗長的數據來看，雲安鹽的產量在三峽地區首屈一指，其他鹽場難以望其項背，堪稱“三峽鹽都”，甚至與川南的自貢井鹽也差不了太多，所以又有人將它與自貢並列為四川兩大鹽都。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靠鹽的則吃鹽。鹽業為地方乃至國家的財稅作出了巨大貢獻。有學者估算，清代鹽業正課加上各項攤派，每引可高達百兩以上歲銀，一個年產量有2000噸的鹽場，實征歲銀便可逾百萬兩之多。在宋史傳記中，有一位名叫李周的禦史，曾任過雲安知縣。他在任上時，為安撫百姓，免征鹽課達百萬之多，此舉還得到了皇上的賞封，由此便可見其一斑。免征且百萬，實征之數就可想而知了。總之，鹽業生產事關國計與民生，穩定的鹽業生產，既是當地貧民百姓賴以生存的基礎，也是政府財政來源的主要渠道，又是政治穩定的重要保證。
作為古代“下川東最巨之鹽場”，清代雲安圍繞鹽業生產謀生的灶戶、傭工、商販等在十萬人左右，光是專為煎鹽運送煤炭的就有上萬人，“業此謀生者無慮萬數”，因此，“邑人食鹽利多，男女付販”。在明嘉靖時，雲陽“邑共九裏，場家則四裏，縣家則五裏。於四裏煎丁優免以責，供煎於義為當”。可見，雲陽縣的鹽業人口幾占全縣人口的一半。
“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筋力登委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食鹽是生活必需品，許多人都在圍繞它謀生。大詩人杜甫寓居雲安，目睹湯溪河畔運鹽船隊穿梭如織的繁忙景象，在《負薪行》詩中為我們記錄了反映勞動婦女不辭辛勞，不顧生死，上山砍柴，到鹽井負鹽販賣的情景。當地的男孩長大成人後，或揚帆遠行，或在山間奔波，或投身鹽場養家糊口。“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便是杜甫在雲安的親身見證。經營鹽業，銷量大，獲利豐。渝東自古以來就是產鹽區，富商多出自渝東，而且多為鹽商。如被稱為“三蜀大賈”的龔播，《太平廣記》卷四百一《龔播》就記：“龔播者，峽中雲安監鹽賈也。其初甚窮，以販鬻蔬果為業。”就是靠販鹽而致巨富。鹽業使當地人擺脫了落後狀態，生活在渝東地區算比較富足的。宋代詩人範成大寫詩讚歎道：“雲安酒濃曲米賤，家家扶得醉人歸。”
由於鹽業生產的繁盛，雲安的商品交易也極發達。唐代李貽孫《夔州都督府記》載雲安：“商賈之種，魚鹽之利，蜀都之奇貨，南國之金錫，而雜聚焉。”雲安甚至超過縣城，成為域內最大的城鎮。正如民國《雲陽縣誌》所雲：“蜀鹽之利，比於全國，率在中上，縣鹽務之於全蜀，率於如此，然任土所出，於縣境食貨，實為大宗，利之所湊，食其業者，自鹵主、煎戶、運商、肆夥、汲拽、都養、洎乎沿江煤窿、舟挽、馱驅、轉移執事於其間者，無慮數萬人……亦為縣境一大都會。”一代代的商人運鹽出川，又帶回本地沒有的物品，使峽江內外的交流逐漸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