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鹽業管理思想與製度，總體上是以自由放任的思想為主體的，國家采用貢法控製鹽業，納貢以後，百姓可以自由經營。鹽業管理相對比較寬鬆。
西漢武帝元狩五年開始推行鹽鐵專賣製，鹽的產、運、銷三項皆由國家壟斷。東漢光武帝劉秀時罷除了專賣製，任由百姓自己煮鹽、自由販運，國家隻是在產鹽較多的郡縣設置鹽官，征收鹽稅。《後漢書》載：“郡有鹽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其後本注曰：“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很明顯，劉秀之後，其鹽政管理體製主要實行的是征稅製，與漢武帝後的西漢時期迥然不同。此後的近二千年，我國的鹽業管理基本思想一直在“官營專賣”和“私營征稅”二者間搖擺。
對政府而言，鹽業專賣的確有必要。在中國封建社會中，鹽業專賣帶來的各種收入，總體上占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這還不包括官員們從中獲得的利益。如此巨大的財源，政府豈可放棄？以清代兩淮鹽課而言，鹽課清單包括奏銷正課共25項、考核正課共9項、不入奏考正課4項、不入奏考雜項30項、不入奏考雜費25項。以兩淮到漢口的鹽為例，一引鹽的正課是一兩一錢七分零，但即使在道光年間經過清理整頓，陸續加上各種雜課後已達12兩。除了這種正規或非正規苛捐雜稅外，還有各種養活龐大鹽政人員的支出要鹽商交納。可見，鹽對於農業社會的國家財政有多重要。
隋代至唐初，政府一度放棄了食鹽專賣管製製度，任憑民間自由產銷。到了宋代，引岸和專商製度逐漸形成。所謂引岸，就是分場分岸的製度，即在規定的區域內（岸），自由販運指定產場之鹽（場）。據《四川通誌》載：
宋朝之製益州路則陵井監及二十八井，邛州九井……夔州路則夔州有永安監，忠州五井、達州三井、萬州五井、黔州四井、開州一井；雲安監一井、大寧監一井，所出鹽斤各給本路監，則官掌井，則士民於煮，如數輸課，聽往旁井販賣，唯不得出川峽。
就是說，民間可以煮鹽，但政府控製了鹽井，依井交稅，食鹽隻要不出四川，可以隨意買賣。元明清三代基本延續了這一製度，隻是在清代，食鹽的銷售由政府和專門的鹽商共同壟斷。民國初，改清代官運為民間自由運銷，即在場完稅後，聽憑鹽商銷往各地。
按照鹽引製度，三峽各鹽場雖然隻能就近銷售，但事實上運銷範圍卻極廣。以雲安鹽為例，宋鹹平五年（1002年），朝廷決定其銷往施州，即現在的湖北恩施地區。宋熙寧九年，又決定銷濟成都。到了明代中葉，雲安鹽仍然銷往重慶，甚至更西邊的茂縣。
在清代，食鹽在本省銷售稱為“計岸”，銷往外省稱為“邊岸”。其中，川鹽銷兩湖地區又習慣上稱為“楚岸”。清代，我國人口激增，創紀錄地達到3億多人。三峽周邊地區人口增長極快，原有的食鹽計岸已不能滿足需求。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朝廷開始允許川鹽銷往楚岸，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川鹽濟楚”。
乾隆元年（1736年），首先準許湖北建始“照例行銷川鹽”，次年又準巴東、興山、歸州、長陽四縣在淮鹽不能上運時購雲安鹽。乾隆三年（1738年），恩施、宣恩、來鳳、鹹豐、利州、鶴峰、長陽等七州縣“改土歸流”，乾隆皇帝提準：“改土歸流鶴峰等七州縣，就近美食川鹽”，具體辦法經由四川巡撫劃定：恩施、宣恩、來鳳、鹹豐四縣食雲安鹽，其餘縣份食彭水的鬱山鹽和大寧鹽。
自清代以來，川鹽一直在供給鄂西及其他周邊地區，但川鹽濟楚曾產生過兩次高峰。第一次川鹽濟楚高峰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間。由於太平天國起義，太平軍占領了兩湖以下的長江流域，致使海鹽和淮鹽上運受阻。川鹽濟楚的運銷範圍不僅限於湖北，範圍進一步擴大，增加了湘南三府二州，比乾隆時猛增十倍銷售量。到了清同治八年（1869年），太平天國的威脅雖已除，但川鹽仍然大量銷往楚岸。導致川楚兩省發生爭議，經兩省督撫協商，最後劃定湖北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荊門五府一州，和湖南澧州行銷川鹽。川鹽銷岸達到頂峰。時鹽船多時竟達千餘隻，可謂船幫林立。在長江及烏江夾角內的渝東南以及三峽南岸的廣大山區小道上，運鹽力夫絡繹如織，使川鹽運輸進入曆史鼎盛期。區域經濟的興旺必然導致相關城鎮的興旺，城鎮空間猛烈擴張。一些山道上的“幺店子”也伺機向道路兩旁建房，形成聚落進而衍變成場鎮。所以在這些地方的建築和場鎮，處處均可見“川鹽濟楚”留下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