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在報告中肯定地說，“我國第一個五年建設如果沒有蘇聯的上述幫助，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規模和速度，同時我們將會遇到不可想像的困難”。
斯大林趁機推銷已淘汰和廢棄的武器
蘇聯的援助對當時中國的經濟狀況來說極其重要。當然，蘇聯同樣需要中國，在冷戰時期，蘇聯對遠東乃至整個亞洲的戰略目標的核心是與中國結成同盟，並以此為蘇聯安全的東方屏障。
此外，蘇聯援華的經濟目的是十分明顯的。戰後初期，蘇聯的經濟困難較多，斯大林利用朝鮮戰爭期間中國急需蘇聯武器援助的機會，推銷蘇聯已經淘汰和廢棄的武器裝備。例如，蘇聯國防部和總顧問團一再建議中國以2億美元購買已退役的l20架圖一4重型轟炸機，一則中國資金短缺，二則這種飛機無法適應戰場需要，彭德懷堅持拒絕，後為照顧中蘇關係，作為訓練器材買了10架。還有一些軍事裝備，是繳獲的德軍和日本關東軍的戰利品，其中有的到戰場上根本無法使用。如1950一1951年從蘇聯運往中國的飛機，有1/4不能起飛，而需要進行修理。
>>> 蘇聯專家又因何而走？
毛澤東試圖尋找“比蘇聯更快更好建設方法”
一五計劃接近尾聲時，中國便開始考慮調整聘請蘇聯專家和顧問的政策。早期毛澤東號召全民向蘇聯學習，此後逐漸調整。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批評國人對蘇聯專家的盲目崇拜說，“規章製度從蘇聯搬了一大批，已經深人人心”，“各部都有，搬蘇聯的很多，害人不淺”。1958年在6月23日軍委擴大會議的座談會上，既要求“學習蘇聯的方針是堅定不移的，因為它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又強調“一定要批判地學，因此就要堅決反對教條主義，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 顯然，此時他的口氣已經不再是一個麵對老師的學生了。
不要教條主義，此一提法放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合理的，在當時國人的確存在過度依賴蘇聯專家的情況，不過毛澤東此番舉動別有深意。長期以來，毛澤東一直尋求一種不同於蘇聯的高速度的社會主義建設方法。1956年毛澤東在提出《論十大關係》時就曾想：“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而當蘇聯幫助中國製定和完成一五年計劃的同時，為也為毛澤東擺脫蘇聯道路的影響創造了條件，在毛澤東看來，羽翼豐滿後，再保留大量可能影響中國政策方針或體製建設的蘇聯顧問和專家顯然是沒有必要了——再者毛澤東醞釀已久的雄心勃勃的“大躍進”即將開始。
中國要求蘇聯顧問離開，削減專家人數
1958年8月赫魯曉夫訪問北京，商談長波電台和中蘇共建艦隊的問題，蘇聯專家的問題也在會談之列。當時中蘇領導人會談經過摘錄如下：
……赫魯曉夫：讓我們來談談顧問問題。照我看，顧問有如人身上的膿包，要把它擠出去。毛澤東：我不這樣看。…… 毛：你們的顧問大部分都是好的，你們的人就是我們的人，都是共產黨員，有些毛病的隻是極少數個別的人。赫：我看還是把顧問們調回去好。毛：我隻是說個別人，你就要把所有人都調回去。赫：我並沒有說決定調回去，我隻是提出來，怎麼辦完全由你決定。……
從雙方交談中可以看出，蘇聯政府受波蘭事件的影響，有心全部撤退在華顧問和專家；毛澤東則表達了對蘇聯顧問的不滿。雙方意見最後達成一致，為鞏固中蘇同盟，在華蘇聯顧問或撤回，或改為專家，以後將根據中國的需要繼續派遣專家。這裏需要說說顧問和專家的區別。顧問一般都是蘇聯的高級幹部，來華後分配在各政府主管部門，負責機構設置、規章製度、管理體製等方麵的工作，並協助解決一些重大問題。但文教專家和軍事專家，通常也歸入顧問範疇。專家都是專業技術人員，一般都在企業或經濟主管部門工作，解決具體的技術問題。因為相比於專家來說，蘇聯顧問對中國的政策方針影響力更大，所以毛澤東希望減少顧問的數量降低蘇聯對政策製定的影響。
赫魯曉夫尚未離開北京，周恩來即將兩國政府關於蘇聯軍事專家在中國工作問題的議定書草案送毛澤東審閱。議定書規定：蘇聯根據中國政府請求而派來的軍事專家歸中國政府支配，如果所在單位繼續需要他們，應即改為專家，在雙方商定的期限內，繼續工作。8月23 日國務院通知：“各部門聘請蘇聯專家必須嚴格貫徹少而精的原則，隻有工作上確屬需要的新技術、新專業和薄弱環節才可聘請專家，同時，要注意凡能聘請短期專家解決的，就不要聘請長期的專家，凡能夠幾個單位合聘的就要合聘。”此後，中方進一步對聘請專家的專業、聘期、來華日期和聘請條件提出了嚴格要求，並規定了審查製度和相應程序。由於執行新政策，蘇聯向中國派遣專家的數量逐年減少：1957年 952人，1958年915人，1959年699人，1960年410人。再加上不斷有專家到期回國，從1957年開始，在華工作的專家人數更呈現下降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