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商人的支持就沒有蔣中正的成事，沒有財閥的鼎力出手就沒有南京政權的到處討伐。充分運用各方的物質支持，新的強人才得以超越眾多競爭對手。
在民初混亂的時局中，上海似乎是風暴中的港灣。1927年，上海人口近300萬，是中國接受西方文明最早和最廣的地區。從1914年到1936年，各國在中國投資達42.8億元，其中有三分之一在上海。依托周圍密如蛛網的水道、鐵路、公路運輸網絡和郵政電信，上海成為國內外貿易的主要商品集散地和國內主要的工業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出現了北京和上海兩個金融中心。1920年，總行設在北京的華資銀行有23家，資本總額14674萬元，其中中國和交通兩銀行對全國金融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上海的華資銀行有9家，資本總額802萬元。從表麵看，北京的金融地位高於上海。但是由於北洋政府對金融業的失控和金融業的相對獨立，北京的金融地位在不斷下降，1927年之後迅速被上海取代，上海成為中國主要的貨幣和資本市場。
在1912年到1922年的十年間，蔣介石有很多時間在上海做生意，期間有賺有賠。自1916年起，他經營證券交易，又與人合夥開辦了證券物品交易所，發了一筆橫財，算個上海灘的小富翁。當然生意失敗時也麵臨窘況，由於投機生意釀成大風潮，上海各交易所於1922年3月停市。蔣介石從富翁一下子變成窮光蛋，連兒子經國15元的學校服裝費都拿不出。最後是他拜的“老師”——大亨黃金榮給他結清了4000元債務，還打發他一筆盤纏去廣州投靠孫中山，所以蔣介石對黃金榮終生都很感激。
晚清以來，中國革命的動力越來越來自於底層，手頭寬裕的商人往往成為運動中最理想的替罪羊，總是被視為腐敗政府的幫凶而打倒。聚集在上海的江浙民族資產階級為了自身利益，需要一個寬鬆穩定的社會環境，動蕩的政局顯然令他們不滿意。當北伐軍逼近上海時，他們聯名上書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要求他防止過激的革命行為在上海發生。這正合蔣介石之意，他對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分子對他領導權的威脅感到不安，已經決定與之分道揚鑣，但是這就意味著失去蘇聯的援助。
早在1923年，蔣介石作為孫中山的代表赴蘇聯考察，向蘇方提出了孫中山的西北軍事計劃設想，其核心內容是想在外蒙古按照紅軍模式組建軍隊，南下控製北方地區完成統一。但蘇聯對外蒙古視同己出，不容他人染指，給蔣留下了惡劣的印象。他的結論是，與蘇聯隻能暫時合作，雙方遲早要分手。
要分家單過，就得做好當家的準備。北伐期間，雖有蘇聯援助，軍費供應仍極困難。1926年9月，蔣介石向中央報告軍餉窘迫，總部隻有經費萬元，前方催發夥食急如星火，無以為計，他“唯有引咎自裁，以謝將士而已”。兵馬已動，糧草不繼，他迫切需要獲得上海資本家的財政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