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以後，華北、西南各省軍閥割據，互相混戰年年不斷，戰禍波及很廣，苛捐雜稅多如牛毛，極大地破壞了社會民生，這也是那個特殊年代的普遍現象。
兵源不足就要強拉兵差，令民眾驚恐不已。1923年10月，滇軍、粵軍在廣州自行補充兵源，軍隊肆意拉夫的行為愈演愈烈，多次發生光天化日之下開槍打死民夫之事。1928年，山東107個縣中有77個縣有兵差，河南112個縣中有92個縣有兵差，河北、山西則縣縣有兵差。1930年的中原大戰，各方投入兵力100萬以上，所耗戰費2億元，戰區赤地千裏，老百姓紛紛拋棄家園流散各地。
在兵禍踐踏的同時，農村還時常受到土匪的騷擾。“匪過如梳，兵過如篦”。1930年，南滿鐵路的一項研究估計，在山東省有31萬地方軍隊和土匪，加上19萬正規軍隊，都靠農村養活。盜匪和軍隊搶奪農民的耕畜成了日常現象，逼迫貧困至極的農民不得不遠走他鄉，另謀生路，農村社會生產能力遭到極大破壞。
軍閥對錢的需求是貪得無厭的，軍費開支數額很大，自己也要積累巨額財產，光靠收稅根本不夠。軍閥們以他們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來搜刮錢財，包括向民眾征收租稅、食鹽附加稅和貨物過境稅，發行自己的貨幣，讓賭博合法化，在禁煙局的偽裝下銷售鴉片，甚至不惜自挖牆腳，把手伸到自己士兵的口袋裏。
政府的日益腐敗和軍閥間的連年混戰，使農村的賦稅逐年加重。田賦附加稅是曆代統治者增加財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各地政府為了支付財政支出和籌集軍費，從種類和數額上都加重了附加稅的征收，有的縣附加稅率超過正稅數倍乃至數十倍。1925年，四川的南溪縣一地就換過六次占領軍，地丁稅從原來的7000元增加到32萬多元。割據川東北的劉存厚10年裏竟將田賦預征三四十年，最多的征到了一百年以後。
軍閥在盤剝農民的同時，還以各種辦法向商人榨取。有時軍閥們幹脆直接宣布，商人們必須在幾天內交出他們想要的金額。1924年，浙江督軍盧永祥兵敗離開杭州時，從杭州的商人那裏拿走了50萬元。
“大德通”是由山西喬家大院創辦的票號，因為時局艱難曆經劫難。1926年，馮玉祥的部隊在北撤時攤派喬家商號500萬石糧食、150萬銀元，使商號元氣大傷。到了1930年中原大戰，山西省發行的晉鈔大量貶值，在困境中掙紮的“大德通”本可以趁機發一筆國難財，拿晉鈔換給取款的儲戶。但是“大德通”沒有這樣做，而是按照新幣幣值來給儲戶兌換，放棄了最後一次東山再起的機會。兩年之後，這家有著80多年曆史的老字號悄然歇業。
戰亂和掠奪釀成饑荒。軍閥強迫種植鴉片導致了糧食種植麵積的銳減，水利經費不足導致洪水暴發，戰爭直接破壞生產和生態環境，這些因素直接導致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發生了幾次毀滅性的大饑荒。據出生在中國的燕京大學創始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估計，中國平均每年有300萬至700萬人死於饑餓。
災後人民大批死亡逃亡，大片良田被毀，農業生產力和交通工程設施遭到嚴重破壞。災荒也成為土地集中的杠杆，大量廉價土地集中到地主、軍警、商人手裏。
1920年，陝、豫、冀、魯、晉五省大旱，災民2000萬，死亡達50萬人。直隸受災最重，7月爆發的直皖戰爭更是把百姓推入死亡的深淵，成片莊稼被踐踏，田中遍挖戰壕而遭到徹底破壞。大軍過境，米麵柴草和蔬菜均由各地供應，人民僅有的一點口糧也被掠得精光。
1926年，直、豫、陝一帶奉直晉軍聯合對抗國民軍，戰爭禍及千裏。北京周邊二十餘縣也少有地成為戰場，來回的拉鋸戰打得村無完村、城無完堡，居民食糧斷絕，餓殍到處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