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之初，南京政府手頭的財力雄厚，為政府整頓稅收、平衡財政收支、抑製通貨膨脹提供了極好的機會。但是，國民黨政府的決策失誤卻喪失了這種機會。
隨著勝利的到來，戰時長期積累下來壓抑的消費需求，在戰後得到了總爆發，南京政府過高估計了社會總供給，對戰時所采取的物價、分配、資金等各項管製措施一律廢除，從而使通貨膨脹更加漫無限製。加上法幣的對外價值被嚴重高估，外國貨排山倒海般地湧入中國市場，外彙有出無進，外彙儲備逐漸枯竭。
全麵內戰開戰，所需的經費1946年占政府全部經費的60%，到1947年頭幾個月就增加到80%。戰爭支出消耗致使生產萎縮，物資匱乏，政府無限地發行鈔票來彌補持續不斷的財政赤字，貨幣飛速貶值，大大損害了百姓利益，財政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在抗戰時候，老百姓還原諒政府的苦衷，現在政府贏得了抗戰，卻喪失了人心。
糧價迅猛上漲，齊白石一張畫有時還買不到幾個燒餅。大學生每月的副食費為2.4萬元，1947年5月，這點副食費隻夠買兩根半油條。全國學生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鬥爭如火如荼，在全國持續了好幾個月。
煤價也上漲得很快，甚至出現了煤荒現象。1946年12月，寒潮侵襲上海，6天共凍死545人。1947年初，北京每百斤煤球的價格是4100元，到了1948年初達到驚人的6.4萬元。買不起糧、燒不起煤的老百姓掙紮在死亡線上。
到1948年8月金圓券發行以前，法幣發行額增至604萬億元，比日本投降時增加了1085倍，比抗戰前夕增加了30餘萬倍。100元法幣1937年可以買2頭黃牛，到1945年隻能買2個雞蛋，1947年隻可買1/3盒火柴。上海每石大米1946年12月為6萬多元，1947年同期為90多萬元，此後到1948年8月則達6000萬元。
戰爭要繼續打下去，沒有金錢支撐不行，美國人也不願把錢扔進毫無成效的無底洞。無奈，國府隻得自己想辦法補洞。宋子文內閣、張群內閣相繼采取拋售黃金回籠法幣和管製外彙等措施，企圖刹住法幣膨脹狂勢，無奈皆以失敗而告終。上海物價如脫韁的野馬奔騰不止，1947全年共發生6次大漲，漲勢一次比一次猛烈。
法幣的極度膨脹迫使國民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張，以解燃眉之急。1948年5月，國民政府“行憲國大”後，蔣介石就職總統，任命王雲五為財政部長。王雲五是出版界的社會知名人士，也是金圓券幣製改革的策劃和推行者。
王雲五方案的特點是：用高壓手段來推行金圓券，在最短的時間內收兌所有的金銀外幣，將發行新幣與限製物價雙管齊下，以挽救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對此許多人士持反對意見。銀行家張公權指出，發行新幣必須有充分現金或外彙準備，如不減少預算支出，新幣必然貶值；人民若對新幣不信任，後果將不堪設想。立法委員黃元彬向蔣介石保證，金圓券不過幾個月一定崩潰。但蔣已把實行金圓券看作是挽救危機的唯一出路，他聲稱：“共產黨最怕兩件事，一個是世界大戰，而明年大戰就可爆發；再一個是改革幣製，穩定經濟。”
1948年8月19日，蔣以總統名義明令在全國取消法幣，實行金圓券幣製，私人不得持有黃金、白銀和外彙，限期於9月30日以前收兌，否則一律沒收。全國各地各種物品及勞務價格應照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凍結。
對飽經政府洗劫的老百姓來說，“違者沒收”不是說說而已，隻好將金銀外幣向銀行兌換金圓券，短短一周時間內已有金銀外幣折合2720萬美元兌換成金圓券。而深知經濟危機底細的資本家就沒那麼乖順，想方設法保住手中的金銀外彙不願兌換。
蔣介石對資本家們的不配合非常不滿，痛罵上海金融、工商界“隻知自私，不愛國家”，委派蔣經國為經濟管製特派員督陣上海，以鐵的手腕確保貨幣改革順利進行。持有尚方寶劍的蔣經國一一召見資本家，軟硬兼施脅迫其登記資產，交出金銀外彙，聲稱非打幾個“老虎”不可。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劉鴻生被迫交出黃金8000兩、美元230萬元。上海銀行陳光甫明知金圓券就要崩潰，送到中央銀行就等於沒收，也不得不交出114萬美元。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被逼得不敢住在家裏，裝病住進療養院。對不聽招呼、私逃外彙的資本家，蔣經國不惜開刀問斬，殺雞嚇猴。申新紡織公司總經理榮鴻元被以“私套外彙，囤積居奇”罪名移送法庭，交保100萬美元才得以獲釋。這一手確實發生了作用，榮鴻元一再叮囑家人把所有外幣金銀統統拿去兌換，不要留下來惹禍，榮家收集多年的世界各國貨幣全拿去換成了廢紙。
蔣經國在上海成立“打虎隊”，查封拘押一大批從事走私、套取官價外彙、哄抬物價牟取暴利的違法經營公司，連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也被關進大牢。此事震動上海，蔣經國博得“打虎英雄”的稱號。但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開的揚子公司卻利用特權囤積了巨量民生物資，照樣從事違法經營。杜月笙公開揭發揚子公司，要求蔣經國一視同仁給予查處。這將了小蔣一軍，他隻得派人去查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