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禍”之所以產生，有兩個基本原因：第一個是我們的無知，第二個是我們的無恥。
隻有市場經濟才可以避免由於多數人的無知和少數人的無恥相結合導致的人類災難。
任何一種思想，無論是哲學的還是宗教的，無論創始人多麼偉大，無論在創造時多麼正確，一旦取得法定壟斷地位，就會變成無知的助推器、無恥的保護神，就會滋生更多的無知和無恥，給人類帶來災難。
我這幾年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人類曆史上，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的“人禍”，也就是人為製造的災難？我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人禍”之所以產生，有兩個基本原因：第一個是我們的無知，第二個是我們的無恥。當然，從佛教的觀點看，無恥本質上也是無知的表現，不知道自己根本利益之所在。
好心幹壞事就是由於無知，不知道我們采取某種行動的後果是什麼而犯的錯誤。父母出於愛而幹涉兒女婚姻導致的愛情悲劇就是一個例子。也有大量的是壞心幹壞事。為了個人私利損害他人，就是由無恥導致的災難，比如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當然現實中，大量的錯誤是無知與無恥結合的產物。“文化大革命”就是多數人的無知和少數人的無恥共同造成的。少數人為了權力鬥爭發動了這場運動，多數人由於無知而積極參與，等明白過來悔之晚矣，結果造成了一場毀滅人性、毀滅文化的曆史大悲劇。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類曆史上多數人的無知和少數人的無恥相結合導致的災難是非常多的，代價也是巨大的。
比如義和團運動，拳民們以為修煉一百天、念念咒語就可以刀槍不入，這是無知。對慈禧太後和剛毅、載濂、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莊親王載勳這些清王朝統治者來講，既有無知的一麵，更有無恥的一麵。他們想利用義和團的運動進行宮廷權力鬥爭，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這是無恥。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將義和團當成升官發財的好機會，同樣是無恥。結果是生靈塗炭，民族危亡。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人搞“東南互保”，是因為他們比慈禧太後等人更明白一點，從而使整個東南中國避免了義和團運動的影響和外國的入侵。
再比如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發起大躍進，全民煉鋼鐵，吃大鍋飯，可以說是無知的表現，但是大躍進當中，那麼多的浮誇、虛報，什麼畝產一萬斤、十萬斤等等，就不僅僅是無知，而且是無恥了，結果是上千萬人餓死。為了個人保官位而虛報浮誇，視民眾如草芥，即使看起來是無奈，實際上都是無恥的表現。
人類曆史上由於無知導致的最大災難是什麼呢？就是在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多的國家中自上而下強製實行的一種製度，這種製度我們叫它“計劃經濟”。
我們現在很難想象，為什麼當時那麼多聰明的學者，那麼多高智商的政治家、政府官員，居然相信中央集權的計劃機關能夠告訴全社會應該生產什麼，應該怎麼樣生產，應該為誰生產，應該定多少價格。但那個時候，這些人對這個製度深信不疑。仔細想一下，搞計劃經濟不僅是無知，而且是無知到不知自己無知。老子告誡我們：不知知，病。明明自己不知道，還以為自己知道，由此導致巨大的經濟和社會災難，真是可悲至極！
特別要提醒一點，當時搞計劃經濟的理論依據，不僅僅來自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也來自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家。蘭格就是用新古典經濟學模式論證計劃經濟是可行的。他把新古典經濟學為證明市場的有效性而做出的假設當作現實本身，宣稱計劃可以模擬出競爭市場體製，可以像市場一樣有效地配置資源。結果，蘭格被認為是有關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可行性大論戰的勝利者，受到主流經濟學家的推崇，而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反對計劃經濟的學者則成為人們譏諷的對象。
我們仔細想一想，計劃機關要收集那麼多的信息，這怎麼可能？更不用說，經濟是一個動態過程，在沒有市場和企業家的情況下，所設想的信息根本就不存在。想一下，在iPad沒生產出來的時候，怎麼統計對它的需求呢？主流經濟學家也根本沒搞明白市場究竟是怎麼運行的，但他們自以為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