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企業家精神。市場不會自己運行，能讓市場運行起來的是人，企業家是市場經濟的行動主體。人類群體中確實有這麼一些人，他們比一般人更具有判斷未來的能力，更具有冒險精神和警覺，或者說想象力，這種人我們叫企業家。企業家就是不斷地發現別人需要什麼，不斷地創造出別人願意支付價格的東西，也就是新的、可以被市場接受的產品。也正是通過企業家的創新活動，分工才不斷深化，價值鏈才不斷拉長，新的產業才不斷出現。沒有企業家，不可能有市場經濟製度。
人類自古以來就富有企業家精神，但隻有在市場經濟下，企業家精神才發揮到極致，從事於創造價值的活動。企業家不僅通過發現和糾正市場的不均衡而提高了資源的使用效率，而且通過創新給我們創造了新的產品、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產業，推動了經濟的持續發展。企業家要預測未來，要做出判斷，還要對自己犯的所有錯誤承擔責任。正是企業家精神使得我們普通人無需借助於行政命令，就可以獲得我們喜歡的產品和服務。全球分工和經濟一體化，也是企業家精神的結果。
計劃經濟讓中國人陷入囚徒困境中國為什麼要改革開放？為什麼要用市場經濟代替計劃經濟？很簡單，計劃經濟下中國人都生活在“囚徒困境”當中，市場化導向的改革開放就是為了走出囚徒困境，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過去三十多年的經濟成就，就是合作的結果，不僅是中國人之間的合作，而且是中國人與全世界人之間的合作，沒有後一種合作，我們不可能取得這麼快的經濟增長，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不可能有這麼大的提高。
計劃經濟下，無論農村人還是城裏人，都生活在囚徒困境中。我生長在農村，我從小就知道，如果所有的農民都好好幹活，大家至少可以吃飽飯，但是沒有人好好幹活，每個人都在偷懶，偷懶的結果是什麼？所有人餓肚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政府在農村強製實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是為了讓農民合作起來，但實際結果是，自“合作化”後，農民越來越不願意合作。自實行包產到戶後，農民反倒有了合作的積極性，不僅很快就解決了自己的吃飯問題，而且城裏人可以在農貿市場買到新鮮的農產品。
計劃經濟下，在國營企業工作的人同樣生活在囚徒困境中。“鐵飯碗”“大鍋飯”意味著幹好幹壞都一樣，國營企業職工改進自己福利的最好辦法是偷懶。結果是工業品的普遍短缺。
這些當然不隻是中國的問題，而是所有實行計劃經濟體製國家的問題。計劃經濟實驗的經驗證明，如果消滅私有財產製度，就消滅了人類合作的製度基礎，人們就會陷入嚴重的囚徒困境。
我們整個的舊製度，即改革開放之前的計劃經濟製度，客觀上鼓勵了人們想方設法不勞而獲，絞盡腦汁占別人的便宜。我們沒有工作的積極性，更不會有創新的積極性，所以我們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那個時候人們之間也有“競爭”，但主要是相互傷害的競爭，是政治鬥爭，而不是相互創造價值的競爭。我們當然也不會有公平、正義的觀念，甚至連基本的人權都不會尊重，更不要談什麼道德底線了。
中國社會道德危機的原因中國三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在經濟方麵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遺憾的是，中國社會的道德水平並沒有實現同等程度的提升。我當然不讚同那種認為現在的道德不如改革開放前的判斷。那個時候，隨便抓人、鬥人，甚至殺人，大家都習以為常，甚至拍手稱快。現在大家看到見死不救，已是群情激奮地譴責，這應該說是一個進步，至少說明我們的道德意識在複蘇。但毋庸諱言，我們的社會確實存在嚴重的道德危機。問題是，道德危機的根源在哪裏？我想很多人給出的答案是錯誤的，就道德本身來看道德，沒有認識到道德危機的體製根源。
應該說，今天的道德問題既有曆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今天的病，許多是幾十年前埋下的禍根的發作。道德的破壞容易，恢複則需要很長的時間，正如俗話所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20世紀50年代開始對私有產權製度的破壞。消滅私有財產製度一定會引起人的道德墮落，這不是什麼新的理論，亞裏士多德在兩千年前就指出這一點。他認為，劃清了各人所有的利益範圍，人們相互間爭吵的根源就會消除，人們的博濟公益精神反倒會增強。在一個一切財產歸公的社會，人們沒法做出一件慷慨的行為，誰都不會表現施濟的善心。看看農村的例子。在傳統的農村裏，什麼樣的人最適合生存？勤勞的人，誠實的人，善良的人。隻有這樣的人才能夠發家致富，人丁興旺，他們也是所有農民學習的楷模。而那些耍奸偷懶的人，不僅貧困潦倒，而且被大家看不起。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以後，一切都顛倒了。勤勞沒有了，誠實沒有了，善良也沒有了。我小的時候老農民還比較勤勞、實誠，年輕人耍奸偷懶不老實，但是到我長大的時候，老農民也開始耍奸偷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