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意思呢？善以心論，惡以行斷。一個人是否是孝子，不能看這人給了父母多少錢、蓋什麼房子、買什麼車，如果這樣，窮孩子就沒辦法當孝子了。但判斷一個人是不是惡人，不能看有沒有惡的動機，而要看有沒有惡的行為。道德倫理規範的是行為，而不是心。這就是宗教和市場邏輯的基本差別。市場不求改變人的心，隻求改變人的行為，市場就是你必須通過滿足別人的需要來實現你自利的動機。從這個角度講，市場本身是最講倫理的，它使得你不能傷害別人，你致富也好，地位提升也罷，一定得建立在給他人創造幸福、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基礎上。
認為市場的邏輯和宗教倫理對立，是完全錯誤的。與市場的邏輯真正對立的是強盜的邏輯。強盜的邏輯隨處可見。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強盜行為的出發點可能是善意的。當然，在現實的市場經濟中，這兩種邏輯是共存的，有些人賺了錢不是因為給別人帶來了幸福，而是因為給別人帶來不幸，但這本身不是市場的邏輯。從長遠看，在市場中一個人能持久致富，一定是靠誠實守信，而不是靠坑蒙拐騙，如司馬遷所言，“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
市場給每個人發財致富的機會，隻要你為別人創造價值。健康的市場中誰賺錢最多？就是服務人數最多的人。一個保姆，隻能服務一個人或一家人，掙不了多少錢，但是生產iPad或iPhone，就可以服務幾千萬人，幾億人，賺的錢就多得多。市場就是按照你給別人帶來幸福的多少回報你。給別人帶來的幸福越多，賺的錢就越多；給別人帶來的幸福越少，賺的錢就越少，這就是市場的邏輯。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市場製度是最符合倫理道德的。當然，人們對市場的偏見是有心理學基礎的。根據心理學家的研究，我們往往把成功歸於自己的聰明才智，而失敗了總怨恨別人；我們常把自己看得比本來高尚，把別人看得比本來卑鄙。賺不到大錢的人，往往有這樣一種心理：不是我沒本事，而是我道德水平太高，不願騙人。那些人為什麼能賺大錢？心黑！這是一種自我安慰。現實生活中，批評別人道德水平差的人，相當一部分道德水平最差。貪婪的人最有可能要求別人大公無私，因為他們喜歡占領道德製高點，忽悠別人以謀取私利。
關於市場和倫理的關係，從古到今還是有好多誤解，有必要澄清。大家都同意，通過給別人帶來幸福從而使自己變得幸福，是符合倫理的。但我的觀點是，僅僅靠說服人，作用有限，真正做到通過給別人帶來幸福自己才能幸福，還得靠製度。這個製度就是自由競爭的市場製度。如果沒有自由競爭，搞政府壟斷，隻允許一部分人做生意，這就不是市場的邏輯，而是強盜的邏輯，就無道德倫理可言。像中國的國有銀行，賺那麼多錢，有相當一部分是靠強盜的邏輯。市場準入是壟斷的，利息是政府規定的，你存款時它隻付百分之一二的利息，而它貸款時收取百分之五六的利息，這麼大的利差，傻瓜都能賺錢。所以說，銀行的高利潤，相當一部分來自對儲戶的剝削，而不是它們創造的價值。
微觀層麵上，每個人做事都是有目的的，每個人都有一雙看得見的手去實現自己的目的。宏觀層麵上，市場是雙看不見的手，這雙看不見的手監督看得見的手一定不能偷偷幹壞事。看不見的手一定是幫助別人的手，而不是傷害別人的手。如果在宏觀層麵上還有一隻看得見的手，這時候市場就可能無能為力，這隻看得見的手很可能會傷害別人，而不是給別人帶來幸福。
道德隻能在市場中實現前文的意思不是否定宗教的、倫理的追求，它們和市場本身是一樣的，使人有善的行為，隻是宗教和倫理是從人心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市場是從行為上考慮問題，“原跡不原心”。
亞當·斯密認為，在競爭的市場上，一個人追求自身利益並不是什麼壞事，並不是惡的行為。相反，他這樣做的時候給社會帶來的好處比他直接去追求社會利益時還要大，還要好。這就是亞當·斯密的偉大之處，他看到常人看不到的東西，現實中也確確實實如此。很難說搞計劃經濟初始的目的有多不好，但看看它的後果，卻是災難性的，而那些賣瓜子的人，出發點不過是自己賺錢，但他必須做出別人喜歡吃的瓜子才能賺到錢。
其實亞當·斯密的基本思想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就提出了。他說得很清楚，人們追求快樂幸福你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你勸說是沒用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就是要順其自然，政府不要搞那麼多的規劃，那麼多的產業政策，征集動員大家幹這幹那。所以，我認為司馬遷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自由市場的堅定的主張者、捍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