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取得的成就幾乎都來自市場化的改革，我們存在的問題根本上源於市場化改革還不確定，政府擁有的權力還太大，企業家的作用還沒有能夠真正徹底地發揮出來。
由鄧小平發起的中國經濟改革，已經走過了三十年的曆程。
回過頭來看，三十年前，當我們出發的時候，有兩點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第一，我們沒有預料到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長。最初，改革者設想大約需要五到十年的時間完成改革；即使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許多改革者仍然樂觀地預期，到1990年，最晚到1995年，改革應該畫上一個句號（所以有“三五八”改革規劃）。但三十年過去了，中國仍然處在改革的過程中，我們仍然不知道改革將終於何時。第二，我們沒有預料到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如此之快，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20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到2000年國民收入翻兩番的目標，不少人抱有懷疑態度，甚至覺得有些冒進。但事實證明，中國經濟的發展比鄧小平預期的還要快。在過去的三十年裏，中國的人均GDP每十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7年，已接近2500美元。中國的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從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7年的世界第4位。中國進出口占世界貿易的比重從1978年的第2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當初，我們也不可能預料到三十年後，人民幣彙率會成為國際經濟問題；我們更想不到，到2007年的時候，世界市值最大的十大上市公司有五家是中國公司。[本文寫於2008年]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教授講：“過去二十五年到三十年裏中國發生的事情不僅非常重要，而且出人預料，無論如何對我是這樣。如果當初有人告訴我們如此大的經濟轉變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發生，我是不會相信的。但它確實發生了。”
在我看來，中國改革路程如此漫長，改革成就如此之大，都來自一個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國在三十年的時間裏，走了一條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道路。當初，我們不僅沒有認識到建立市場經濟是如此艱難，更沒有認識到市場經濟創造財富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要理解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改革及其成就，我認為以下四點最為關鍵。
第一，從基於職位的權利轉向基於財產的權利。
計劃經濟的產權是建立在職位基礎上的權利（position-based rights），市場經濟的產權是建立在財產基礎上的權利（proper ty-based rights）。這是我們理解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軌的一個重要線索。
計劃經濟下個人擁有的權利依賴於其在政府係統中的職位，個人對於社會資源配置的控製和享受是由個人的“官位”和“身份”決定的，職位越高，控製權越大，享受也越多。在這樣的體製下，人們要獲得對財富的支配權和使用權，首先要獲得職位。
怎麼獲得職位，獲得什麼樣的職位，不是依賴個人為社會創造了多少財富，而是依賴於更多其他的原因（如社會關係），依賴於某種泛政治化的過程，泛官僚化的過程。因此，謀求職位和追求幸福的過程並不表現為社會財富的創造過程，而更多地表現為財富再分配的過程、權力尋租的過程。大量的社會資源和個人才能被用於相互鬥爭，用於內耗，所帶來的常常是對財富的破壞和毀滅，而不是財富的增加。
在市場經濟下，個人的權利是由個人擁有的財產界定和保證的，而不是由官位界定和保證的。在個人產權得到有效保護的情況下，一個人要獲得財富，首先要為他人創造價值；個人追求幸福的過程表現為社會財富的創造過程。市場競爭意味著，一個人隻有比他人能更有效地使用社會資源，如用同樣的資源創造更大的市場價值，或者使用更少的資源創造同樣的市場價值，才能持續生存。市場競爭和人們對財富的追求推動了專業化分工和技術進步，從而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和國民財富的增加。
毋庸諱言，我們的經濟仍然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社會中現存的諸多問題恰恰是轉軌所致。而轉軌過程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兩種權利的並存。建立在職位基礎上的權利和建立在財產基礎上的權利形成了醒目的衝突。隻有徹底完成從基於職位的權利製度向基於財產的權利製度的轉變，我們才能夠消除腐敗現象，才能實現效率與公平的雙贏，才能最大限度發揮中國人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真正提高財富的使用效率。
第二，配置資源的信號係統實現了本質性的轉變。
眾所周知，社會資源是有限的。應該把有限的資源用於什麼目的？依賴的標準是什麼？有限的資源怎麼能夠創造最大的價值？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解決這樣的問題並沒有一個清晰的信號，主要依賴於計劃經濟的操縱者心目中想象的資源使用模型。改革開放之後，我們的市場經濟生活中引入了一個重要的信號，這就是價格。價格變成我們資源配置的一個主體手段，企業家在市場自由價格的信號引導下，完成他們的企業經營決策，為消費者提供豐富的產品，增加整個社會的財富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