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動甚至領導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變成改革者，改革是沒有希望的。
在一個大的曆史變革當中，統治者最好有華盛頓的理念。如果沒有華盛頓的理念，至少應該有華盛頓太太的危機感。如果既沒有華盛頓的理念，也沒有華盛頓太太的危機感，那事情就麻煩了。
既得利益者是否能變成改革者？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正麵的。人們普遍認為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最大阻力，這一點當然沒有錯。但是如果我們看一下中外曆史，許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動甚至領導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變成改革者，改革是沒有希望的。隻有當既得利益者有可能變成改革者的時候我們才有希望。
為什麼既得利益者可能變成改革者？我總結有三個理由。
第一，理念的力量。我們人的行為並不完全是由所謂的物質利益支配的。人之所以是人，是因為他會思考、有價值觀、有理性，他的價值觀和思考當然會影響他的行為。所以，啟蒙思想家大衛·休謨在兩百多年前就講過，盡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以及人類的所有事務是由觀念支配的。縱觀曆史，許多偉大的變革都是由觀念的變革引起的。
古希臘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推動者是梭倫和伯裏克利。他們都是大貴族，但把選舉權推廣到普通公民。為什麼？因為理念。美國獨立戰爭後喬治·華盛頓沒有當皇帝，當總統也隻當兩任，然後就回家種地，是出於他的理念，而不是他的利益。鄧小平“文革”之後發起一係列改革，包括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也是基於他的理念，而不是利益。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進行的改革也是理念使然。
我們講到法國大革命，總說它是資產階級革命，其實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推動力量是舊製度下的貴族。啟蒙運動是貴族性質的，知識階層當中的好多人來自貴族，《百科全書》160位作者中有30位來自老貴族，幾乎所有的啟蒙運動期間的沙龍都是在貴族的家中舉辦的，盧梭30％的通信者、伏爾泰50％的通信者，都來自貴族階層。廢除貴族的大革命是貴族自身努力的結果。受到威脅的精英們，在困境中產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它就為大革命提供了靈感。大革命領導人米拉波本身就是貴族出身。
再看我們中國近代的革命。中國共產黨我們叫“工人階級政黨”，其實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和早期領導人基本都是舊體製下的“既得利益者”或他們的後代，這些既得利益者包括地主、富農、資本家、軍閥、政府官員、知識分子等，因為工人家庭不可能有錢送孩子上學、出國。他們鬧革命不是因為工人階級要鬧，而是因為他們接受了一種新的理念，這種理念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馬克思和列寧本人也不是來自工人階級家庭。馬克思的父親是一位很有錢的律師，嶽父是普魯士的貴族，他的合作者和讚助商恩格斯本人就是一位資本家，有好幾個工廠。馬克思本人過的也不是無產階級的生活，他在寫《資本論》的時候每年的生活費400英鎊左右，而當時英國最富有的1/10的人年平均收入是72英鎊，這些生活費用馬克思自己的理論說，是來自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早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隻有一個工人出身，但是我們也知道他後來背叛了。
我們再看一下廢除黑奴運動的曆史。廢奴運動主要是由白人發起的，最早反對黑奴製的是天主教會，因為按照基督教精神，上帝對所有人一視同仁。1775年，在費城成立了美國第一個反黑奴製協會。1781年起，本傑明·富蘭克林一直擔任該協會的名譽主席直到去世。英國是反黑奴的一個重要力量，從18世紀開始，英國國教內部的福音派、貴格會都在推動廢除奴隸製。
1783年，貴格會向議會請願廢除奴隸製，之後工人階級也參與進來。1807年，英國議會廢除了大英帝國的販奴貿易。1833年，英國政府終止了殖民地的販奴貿易，並派遣軍艦在海上攔截販奴船隻。1838年，英國政府廢止《黑奴學徒製度》。最終英國解放了70萬奴隸，為廢奴花費了2000萬英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