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十幾年前是很艱巨的任務。當時大量國企在虧損，資不抵債，使得銀行也處於技術性破產狀態。從1994年起，如何解決國有企業債務是一個大問題，出現了好多的政策建議，好多的論文在討論這個問題。最後朱鎔基總理下了狠心，把壞賬問題解決了。我們現在說中國工商銀行是全世界市值最大的銀行，很牛氣，但大家想想，如果沒有那個時候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怎麼可能渡過金融危機這一關？不用等美國金融危機我們自己就已經危機了。
1998年一年，就有將近兩千萬的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分流，而這些下崗分流的職工，有相當一部分是被非國有企業吸納了。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中國的社會矛盾那時候就會非常激烈。當然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分流當中也有好多問題，有些遺留的問題現在可能還沒有完全解決，但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沒有朱鎔基90年代下狠心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如果沒有當時國有企業的改製和重組，沒有國有企業在一些競爭性領域的戰略性撤退，沒有“抓大放小”，那麼我們過去十年不會有那麼好的增長。
第三個是WTO。我剛才講到，2001年的時候，中國的外彙儲備也就2000億美元多一點，當年我們加入WTO的時候好多人擔心，中國這下子完蛋了。其實加入WTO之後，國際貿易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驅動力。平均來講，出口的年增長率是GDP的1.5到2倍。由此，才解決了大量就業問題，也才有了外彙儲備的大幅度增加。加入WTO使中國很好地利用了國際市場，盡管外國人也在利用我們的市場，但是總體來講，這是雙贏的博弈。人類過去五百年的進步就是來自相互利用，就是市場一體化、全球化導致的。
全球化不是今天的問題，幾百年前就開始了。1793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他的大臣馬戛爾尼來中國，想在北京設個辦事處，擴大貿易和交流，但我們不讓他設。乾隆皇帝說，你們這個小英國，我大清帝國無所不有，根本用不著與你們做生意，回去吧。但是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那時候讓英國在北京開個辦事處，中國也在倫敦開個辦事處，那麼，我想後來的故事就完全不一樣了，也許就不會有什麼鴉片戰爭這種事情發生。因為我們的愚昧、我們的無知、我們的閉關自大，導致了後來的一些問題。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講曆史，腦子裏不要有太多的感情色彩，動不動就是帝國主義列強欺負我們。如果我們聰明一點，也許就不會受那麼多的欺負。
其實那個時候，我們的GDP占全世界的1/3，沒有哪個國家敢輕易欺負我們。當然，這隻是數字，不能說明我們當時就強大。事實上，當時中國已經是個衰弱的老人，西方是個茁壯成長的年輕人。他看起來身子沒有你高、體重沒有你重，但是他總要超過你的。西方經過了我之前講的啟蒙運動，後來才有了工業革命，而我們沒有。
我舉這三方麵的例子，想說明的就是前二十五年改革積累的這些製度資產，是我們過去十年取得經濟高增長的主要因素。
社會矛盾激化源自改革停滯但是，為什麼過去十年社會矛盾會走向激化呢？我的道理也很簡單：因為過去十年我們的改革停滯了，有些方麵甚至出現了倒退。盡管十年前我們提出建立和諧社會，但是大家發現這個社會變得越來越不和諧了。這就是不改革的後果。
以腐敗為例，腐敗是現在引起巨大社會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1992年我在英國的時候，曾與一位英國學者討論中國的腐敗問題，他比較悲觀，我說我還是比較樂觀，他問我為什麼樂觀？我說，一個國家，隻要它的GDP的增長速度超過腐敗的增長速度，就不會出太大的問題。因為，雖然老百姓對腐敗不滿，但是收入增長快，大家總體上還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如果反過來的話，那就可能是大問題了。我的判斷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基本上講，腐敗在增長，但是它的增長速度沒有GDP增速快。但過去十年，我覺得腐敗的增長速度已經超過GDP增長速度了。如果政府官員的腐敗變得如此嚴重，你怎麼讓老百姓覺得滿意呢？怎麼讓企業家覺得滿意呢？
那麼，腐敗為什麼越來越嚴重了呢？其中很重要一點，就是政府官員的權力越來越大了。農民為什麼不腐敗？不是因為他們道德水準高，而是因為他們沒權。我絕不貶低道德的重要性，掌握同樣權力的官員有些腐敗，有些不腐敗，他們之間的道德水平是有差距的。但是，權力這個誘惑，對任何人都是存在的。現在我們的政府官員擁有這麼大的權力，靠反腐敗的措施能解決腐敗問題嗎？恐怕不可能。這就回到我前麵講的西方為什麼幾百年前就建立憲政，後來又建立民主製度，憲政和民主是約束官員濫用權力和以權謀私的製度性手段。言論自由對約束政府也是非常重要的。當然這個方麵我們有一些進步，現在有了互聯網，有了自媒體，人們表達意見更方便了，但是總體上我們的言論還不夠自由。所以說，我們的社會矛盾激化是改革停滯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