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決定中國的未來？我認為兩個東西最重要：第一個是理念、觀念；第二個是領導力。所謂理念、觀念，就是我們相信什麼、不相信什麼，我們認為什麼樣的體製、什麼樣的製度有助於我們國家的發展，有助於人民的幸福。所謂領導力，是指什麼樣的人在領導著我們，他們有什麼樣的擔當，他們是不是有足夠的智慧、足夠的勇氣、足夠的責任心。
什麼決定中國的未來？我認為兩個東西最重要：第一個是理念、觀念；第二個是領導力。所謂理念、觀念，就是我們相信什麼、不相信什麼，我們認為什麼樣的體製、什麼樣的製度有助於我們國家的發展，有助於人民的幸福。所謂領導力，是指什麼樣的人在領導著我們，他們有什麼樣的擔當，他們是不是有足夠的智慧、足夠的勇氣、足夠的責任心。當然，領導力也包括比較好的政治手段和操作技能，以實施我們想要達到的目標。回顧一下過去三十五年改革的曆史，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一點。
簡單地說，改革的前二十五年，理念基本是正確的，而且有強的領導力。大家現在一講到改革，總是說改革好難啊，現在既得利益者那麼強大，你怎麼去改啊！但我要說的是，其實改革從一開始就有很多既得利益的阻撓，改革不是今天才有既得利益的阻礙。
任何體製下，都會有既得利益者。你要改變現行的體製，當然會有既得利益者反對。當年農村改革時，誰是既得利益者？原來那些生產隊的書記、革委會主任就是既得利益者。當時的一些年輕人，也是既得利益者，因為他們不會下地幹農活，隻會唱歌、跳舞，但是他們和下地幹活的人掙一樣的工分，現在包產到戶了，這些人都得下地幹活，自己養活自己，沒有原來那麼輕鬆了。當然還有好多意識形態的障礙。怎麼能夠搞包產到戶，我們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嗎？現在怎麼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了？這是觀念上的一些障礙。但是，農村改革我們還是走出來了。為什麼？因為有新的理念和強的領導力。包產到戶改革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人物是萬裏。萬裏在安徽搞農村改革，當時誰在領導著中國的農業？就是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
陳永貴原來是山西大寨村的黨支部書記，大寨被樹為農業集體化的典型，他的官當得越來越大，最後升職到國務院主管農業的副總理。包產到戶就是對集體化的否定，也是對他的政治地位合法性的否定，他主管農業怎麼會同意農村搞包產到戶呢？所以，萬裏麵臨很多的挑戰，受到了很多的指責，說他走資本主義道路、挖社會主義牆角。萬裏怎麼回答？萬裏說，如果你非要讓我在農民吃飽飯與你所謂的社會主義道路之間選擇的話，我寧可選擇農民吃飽飯，我不要你那所謂的社會主義道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有一次，農業部開會專門批判包產到戶，當時有一個農業部副部長當麵指責萬裏走資本主義道路，說這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萬裏實在氣得沒辦法，拍桌子質問這位副部長，說你看你吃得腦滿腸肥，而農民已經餓得皮包骨頭，你還不讓他們吃飽飯，你居心何在？這就是一種理念。他認為，隻有走包產到戶的路子、生產責任製的路子，中國農民才有積極性幹活，才能吃飽飯。當然我們知道，後來的憲法也修改了，人民公社就解體了。我們原來沒糧食吃，但到了1984年中國的糧食就吃不完了。那時候糧價就大跌，原來城裏的人吃的糧食都是陳糧，不是新糧，因為國家糧庫總是收進新糧賣出陳糧，現在城裏人也能買到新糧了。
後來自由市場來了，農副產品要啥有啥，對包產到戶的爭論也就沒有了。我再舉一個例子：廣東的改革開放。當時廣東和福建是前線，叫“一線”，國家對這些地方沒有多少投資，大部分投資都放到了內陸地區的所謂“三線”。廣東比鄰香港，大家都知道，當時好多廣東人偷渡去香港，而香港與廣東之間是有鐵絲網的，好多人在偷渡時就死在那兒了。1978年，習仲勳被平反之後，派給他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到廣東當第二書記，當時第一書記是韋國清。那時候各省有第一書記、第二書記，還有第三書記，然後才是書記，如果你聽說那個年代某某某是某個省的書記，那他大概是五六把手，跟現在不一樣。
但習仲勳作為第二書記是主持工作的，因為韋國清在全國人大有工作。習仲勳上任後召開會議專門討論解決偷渡問題，當時會上有一個廣東的局級幹部站起來就說，原因很簡單，農民在這邊沒白沒黑地幹活，一年到頭仍然吃不飽飯，到了那邊，幹一年活，就要啥有啥。習仲勳說，你這個同誌思想有問題，我撤了你的職。這個同誌說，謝謝領導，我早就不想幹了。會後習仲勳就下去搞調研，再找其他人談，最後他自己認識到，那個同誌說的話是對的。第二天又專門把這個同誌請回來，向他道歉，挽留了他。然後習仲勳就思考怎麼使廣東的人民也可以通過努力吃飽飯，就采取一係列改革開放的措施。當然，這裏有中央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