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的前五百年，無論是西方（主要是西南亞）還是東方（主要是中國和印度），人類正處在從低端社會轉向高端社會的一個過渡期。所謂低端社會簡單地講就是政教合一，統治者是上帝式的國王，利用“巫術”一樣的方式進行統治，國家沒有專業化的官僚隊伍，沒有專業化的軍隊，不需要征稅。到了高端社會，統治者就變成了首席執行官，也就是我們現在講的CEO，和宗教分離了，出現了專業化的官僚和專業化的軍隊，需要用專門的稅收養活。在從低端向高端轉變的過程當中，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發生了連綿不斷的征服戰爭。
統治者互相廝殺，社會秩序被打亂，全世界到處都是“禮崩樂壞”。如果不能有一個新的社會秩序，那麼人類的苦難將會更加深重。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我們看到，出現了這麼多偉大的製度企業家。這些偉大的製度企業家是在想怎麼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他們是要為人類立“道”。當然他們之間有分歧，不同的學派主張的“道”是不一樣的。中國百家爭鳴，百家就是不同的道，道家有道家的道，儒家有儒家的道，法家有法家的道，墨家有墨家的道，還有其他好多門派的道。這些不同的道服務的是同樣一個目的，但是有些成功了，有些卻失敗了，比如儒家的孔子成功了，而墨家失敗了。道家雖然沒有失敗，但也不像儒家那麼成功。
過去我們老說東、西方文化的差別，其實從道的角度看，這些東、西方偉大的製度企業家提出的好多規則非常相似。我總結了五點共同之處，而且我認為這是人類合作的最重要的規則：第一，“以人為本”；第二，“推己及人”；第三，“互助相愛”；第四，“誠實守信”；第五，“獎善懲惡”。
我用博弈論的話重新解釋一下這五條：人類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權利，但如果每個人隻考慮自己短期的眼前的利益，就會導致囚徒困境和相互傷害。為了解決囚徒困境，就需要人們遵守基本的行為規範，包括克製自己的私欲，推己及人，互助相愛，誠實守信。而為了使這些行為規範得到有效執行，不僅需要人們有善心，而且需要一個獎善懲惡機製，如果這個機製得到公正有效的執行，每個人認識到長遠利益，人與人之間變成相親不相害，人類就可以走出囚徒困境，享受和諧而幸福的生活。偉大的製度企業家想給我們設定一個規矩，每個人在這個規矩下更好地合作，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不傷害別人，還可以給別人帶來好處。我現在認識到，經濟學真正研究的是理性人之間怎麼合作。
我覺得過去強調東、西方文化好多的差別，可能有點誇大了。柏拉圖的理想國和儒家理想國之間的差異可能不比儒家和道家之間的差異更大。所有成功的製度企業家創造的社會規範，從提出到主導人類的行為方式、人類文化的形成，需要數百年的時間，而且這些行為規範在最初提出的時候，都被當作反社會的力量。他們的創始人以及追隨者經常受到社會和當權者的迫害。隻有當追隨人數達到一定的臨界值之後，才被社會和當權者容忍，甚至搖身一變被統治者定為國教。
以基督教為例，從公元30年左右耶穌在十字架上被釘死，到公元392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宣稱基督教為羅馬帝國國教，經曆了360多年。這個時間大致與孔子去世到漢武帝確立獨尊儒家的時間差不多。在這期間，基督教除了要麵對其他宗教的競爭，還要與反基督教的勢力做鬥爭。羅馬帝國本身就是基督教最大的反對勢力，羅馬帝國曾給基督教冠上一個名字叫“淫蕩宗教”，認為基督教徒經常聚在一塊是亂倫，認為基督教不利於政治穩定，於是采取了很多破壞措施。比如公元64年尼祿皇帝在羅馬點燃一場具有毀滅性的大火，陷害說火是基督徒點的。耶穌的門徒彼得和保羅都被困在裏麵燒死了。
公元250年，德西烏斯皇帝在整個羅馬帝國發起了對基督徒第一次有組織的迫害。公元257年維勒裏安皇帝再次迫害基督徒，並於公元258年處死了教皇西斯特二世。從公元303年到公元311年，戴裏克皇帝以前所未有的熱情發起了對基督教時間最長的迫害，他發出很多的法令，剝奪了基督教徒所有的榮譽和社會地位，剝奪了他們的自由，並規定實行酷刑和殘害，基督教徒不可以申辯，不允許他們采取正當防衛。這也是曆史上的最後一次迫害。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法令》，基督教獲得了受尊重的地位，教會得到大量的財產，還可以免稅。公元337年君士坦丁皇帝在病床上最後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又過了二十多年，到公元360年，尤裏安皇帝又試圖迫害基督徒，但沒有成功。最後到了公元392年，狄奧多西大帝宣布基督教為羅馬的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