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無論我們思考問題還是製定政策，都必須從功利主義導向轉向權利優先。
市場不僅僅是GDP增長的工具，市場是人類實現自我價值、追求卓越的一種途徑。隻要我們尊重了人的基本權利，給每個人平等的自由，市場經濟自然就會到來。反之，如果我們的體製和政策不尊重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再多的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場經濟製度。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改革可以說是功利主義的改革。功利主義改革的基本哲學是，經濟發展是社會最大的“善”，GDP增長是最大的“善”；衡量一切政策的標準就是是否有利於經濟發展和GDP的增長，凡是有利於GDP增長的就是好的，不利於GDP增長的就是不好的；為了GDP的增長，我們甚至可以不考慮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
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當然不是中國人的發明。兩百多年前英國哲學家邊沁創造了功利主義哲學，用來指導英國法律製度的改革；經過他的學生、經濟學家約翰·穆勒的改造，功利主義就變成了整個經濟學的基本哲學基礎。功利主義包括個體功利主義和社會功利主義兩個方麵，個體功利主義就是每個人都趨利避害，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數，社會功利主義就是最大化所謂的“社會福利”。社會功利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用目的的正當性來證成手段的正當性。它評價任何事情的標準都是後果主義的，也就是說，隻要我的目標是好的，我就可以不擇手段，不論這個目標是“經濟增長”“國家利益”，還是“社會福利”。
在許多情況下，功利主義經濟學也是擁護市場經濟的，但它把市場完全當作工具性的，也就是說，隻有當市場被認為有利於效率、有利於所謂“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時候，它才擁護市場；一旦市場被認為不利於效率—比如說存在所謂的“市場壟斷”“外部性”“信息不對稱”等“市場失靈”的情況，它就主張用政府幹預市場。功利主義對私有產權和自由的支持也是工具性的。
但我們人類做什麼樣的事情是正當的或不正當的，僅僅用功利主義標準可能是不行的，因為這樣的標準可能會侵害人類的基本權利。比如說，假定社會中有幾個長相奇醜無比的人，絕大多數人不喜歡他們，那麼，按照社會功利主義的標準，殺掉他們就可以提高社會總福利（“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但我們能認為這樣做是正當的嗎？在現實中，按照功利主義的標準，任何個體的權利都可以在為了所謂的“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社會利益”名義下被侵害、被剝奪，古今中外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與功利主義相對立的另一種正義標準我稱之為權利主義。權利主義是說作為個體，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些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這些基本權利是不可以以任何理由予以剝奪的，目標的正當性不能證成手段的正當性。權利主義也有很長的曆史傳統，它從古希臘斯多葛學派的自然法理論發展而來，兩百年前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的自由理論就是一種權利主義理論，當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自由平等理論，諾齊克的自我所有權理論，羅斯巴德的自然權利理論和哈耶克的自由演化主義，都可以歸為權利主義哲學，盡管它們之間也有很大的分歧。
權利主義對於市場的捍衛是基於人的道德權利，人的自由本性和尊嚴，而不是效率，至少不僅僅是效率。也就是說，權利高於功利。
我們中國人雖然沒有發明功利主義哲學，但一直有功利主義傳統。秦始皇的“富國強兵”就是功利主義。當年搞計劃經濟也是功利主義的，它把國家的經濟發展（“趕超戰略”）當作一切政策的標準，也就為剝奪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提供了正當性理由。改革開放後，我們不再認為計劃經濟是發展經濟的有效手段，轉向發展市場經濟，但無論是對計劃經濟的否定還是對市場經濟的擁護，都是功利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