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有些人可能同時擔當三種角色，有些人同時擔當其中兩種角色。但從概念和邏輯上講，這三個階段的角色是不同的。而且，事實上，絕大部分情況下，不同的角色是由不同的人承擔的。原因在於，這些角色之間是有衝突的。比如說，實踐家必須注重政策的可行性，注意不同利益之間的平衡，為此，他們有時候必須“口是心非”“言不由衷”，甚至“打左燈向右轉”；但理論家和思想家如果過分關注“可行性”，關注利益平衡，就不可能生產出真正的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講，理論之所以是理論，就是因為在它最初提出的時候是“不可行的”，得不到多數人的認同。所以，一般來說，優秀的政治學家不可能是優秀的政治家，反之亦然。孔子隻能當“素王”，不能當“國君”。柏拉圖的“哲王”隻能出現在他的“理想國”，不可能存在於現實世界。
盡管如此，思想市場的基本原則在這三個階段都是適用的。
在思想的生產階段，思想市場的基本原則是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意味著學者本身必須有一顆自由的心，學術研究不能有禁區，除了學術本身的規範，學者在探索和表達學術觀點時不應該受其他規範的約束，任何對學術自由的幹預都是對思想市場的破壞。學術自由也意味著不同學術觀點之間是平等的，任何一種學術和理論都無權利用政治權力獲得壟斷地位，否則，學術自由就不存在。
在思想的傳播環節，思想市場的基本原則是觀念可以自由傳播，同時意味著現存的觀念、習慣、法律和政策都可以受到自由評論。當然，每個人都必須對自己的言論負責。
在思想的實踐環節，思想市場的基本原則是：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實施應該經過廣泛的討論和批評，重大的法律修訂甚至需要“全民公決”；在可能的情況下，法律和政策的變革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演化過程，應該允許人們在多種方式中進行選擇，而不應該采取中央集權主導的建構主義的方式。“因地製宜”和“摸著石頭過河”實際上就體現了思想市場原則在實踐中的應用。
在曆史上，人類既享受過思想市場帶來的好處，也經受了對思想市場的破壞而導致的災難。正是春秋戰國時期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自由思想市場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而無論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漢武帝的“獨尊儒術”，還是清朝皇帝的“文字獄”，都是對思想市場的幹預和破壞，中國社會的長期停滯都與此有關。在西方，中世紀歐洲基督教會的壟斷地位，嚴重阻礙了科學和社會的進步，而正是伴隨文藝複興之後思想市場的發展，才出現科學和藝術的繁榮，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最後導致了工業革命的發生。人類過去兩百多年的巨大進步，無疑是思想市場競爭的結果。
我們人類不可能避免犯錯誤，但是如果有思想市場的話，人類至少可以避免犯那種災難性的錯誤。舉例來講，前麵講計劃經濟就是一種理念，這種理念在中國的實踐導致了中國與發達國家差距的拉大，給數億人帶來財產甚至生命的損失。但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在那個時候，有思想市場，學者和媒體人士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一定會有人反對計劃經濟，這個實踐絕不會持續那麼長時間，帶來的損害也就不會那麼大。最早搞農村合作化、人民公社的時候，就有一些經濟學家提出反對，但是他們的言論很快被壓製了，沒有辦法再發言了。我們甚至可以設想，在實行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時候，如果至少允許各地有選擇是否實施以及用多長時間來實施的自由，肯定會有地方官員抵製，就不大可能發生餓死上千萬人的事情。這個例子也說明，思想市場在實踐環節是多麼重要。
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受惠於思想市場。鄧小平這樣的領導人是重要的，但他們的想法許多來自經濟學家和其他理論工作者的思想。如果沒有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經濟學界相對自由的學術氣氛，如果沒有“思想解放”，“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不可能寫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寫入中共十四大的全會決定，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就不可能取得這麼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