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超美論”難掩中美經濟實力真實差距，但可反向借鑒，有助於中國進一步認清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根據“彙率法”，當前中美經濟實力有史以來最為接近，但“行百裏者半九十”，距離越近，追趕難度將越大。
其一，中國依舊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綜合經濟實力難以與美國平起平坐。在人均收入方麵，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人均國民收入2012年僅為5720美元，停留在美國1970年的水平（5610美元），而美國人均國民收入為52340美元。在經濟結構方麵，2012年美國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接近80%，工業比重僅為19%；而中國服務業比重為46.1%，工業比重高達43.9%，仍處於工業經濟向服務業經濟轉變的階段。而且，中國經濟存在的長期結構性問題尚未根本緩解，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具有必要性、艱巨性和長期性。在金融實力方麵，人民幣還遠未成為真正的國際貨幣。目前美元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的核心地位並未受到實質性影響，世界儲備貨幣中超過60%仍是美元。在世界經濟論壇關於金融市場發展的排名中，美國居第10位，而中國僅為第54位。
其二，美國著眼於提升創新競爭力，中國在關鍵領域的趕超壓力不減反增。在新一輪全球經濟競爭中，以原創性技術和產品為標誌的創新競爭力將成為趕超的主要動力，而這正是中國亟須增強的領域。在新一輪技術和產業革命中，美國已在智能製造、雲計算、新一代網絡前沿技術、新能源等領域確立新優勢，並加速實現產業化，已占據新的高端產業鏈。在2013—2014年世界經濟論壇國家競爭力整體排名中，美國居第5位，而中國為第29位。在創新能力排名中，美國居第7位，中國為第32位。作為創新重要基礎的高等教育與培訓方麵，美國為第7位，中國遠在第70位。路透社調查顯示，全球100大最具創新意識的公司中，45家在美國，沒有一家在中國。美國有優良的人才吸引機製，每年約有100萬各國人才移民美國，其中包括大量中國精英，為美國的創新體係源源不斷地輸送新能量。可以預見，美國不會刻意在GDP總量上與中國一爭高下，而是另辟競技場，搶占創新高地，極大拉開未來中國GDP“超美”與最終全麵趕超的距離。
3.GDP一向是衡量大國間實力變化的敏感指標，曆次GDP座次大變化，往往引發其他大國的戰略圍堵。曆史上的“GDP超越”多產生“累贅效應”：虛名之下，崛起國未見其利，反受其累。
“光環”掩蓋落差，經濟產值的超越並不能立刻帶來權力格局的轉變。一是總量不等於質量，經濟大國並不一定是強國。1872年，美國在經濟總產值上首次超越英國，但人均財富卻遠低於英國，而在貨幣、金融以及貿易等方麵的國際影響力更是相差甚遠。貨幣方麵，英國實力無可匹敵，1899年英鎊在全球儲備總量中份額為42.6%；金融和國際投資方麵，即使在1914年英帝國已趨衰落時，其海外投資存量仍為38億英鎊，為全球總量的40%～50%；國際貿易方麵，英國更是長期居主導地位。二是經濟總量無法替代和反映政治、軍事力量以及潛在的“軟實力”。據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統計，1870年，中國GDP是日本的7.47倍，即使在一戰前夕，也達到後者的3.36倍，但日本的軍事工業、海陸軍實力以及社會管理效率遠超中國。三是國際體係變遷和權力格局演變存在“惰性”，並不隨地緣經濟力量布局的轉換而輕易變化。曆史表明，國際體係是政治、軍事、經濟、製度體係等要素的統一體，各因素相互牽製，某一方麵的力量變化不會立刻影響全局。從經濟總量的超越到國際總體格局的轉變，往往需要數十年時間。美國從經濟總量超越英帝國，到最終確立全球霸權，曆時近80年。二戰後英國國力相對衰落，但英鎊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的優勢地位仍持續至20世紀50年代，並主導當時近半國際貿易，占據全球外彙儲備50%多的份額。
數字帶來後患，經濟趕超常導致崛起國麵臨國際生存空間收縮的不利局麵。古希臘時期，雅典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引發斯巴達的猜忌。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經濟上快速崛起的日本，經濟總量一度接近美國的70%，引發美國的戰略遏製。美國通過“東京回合”國際經貿談判和“廣場協議”，以貿易和金融兩手，重挫日本的實力和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