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關係在世紀之交後出現趨勢性轉變。2000年之前，中日友好合作是主流，但隨著雙方經濟實力地位的互換，中日GDP排名“新座次”催生雙邊“新關係”。2001年，以PPP計算，中國GDP超過日本；2010年，以彙率法計算，中國GDP超過日本。日本在亞洲近百年來的“領頭雁”地位被中國取代，觸發日本多方麵反彈：經濟上，借重與防範並用。2006年，日本在多年逐步減少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後，最終停止該項目。經貿、投資方麵，充分利用中國的巨大市場，促使中國成為其第一大經貿夥伴國和最大順差來源地；同時加大開拓東南亞、南亞市場，力推“中國+1”策略（在利用當前中國市場和生產基地的同時，在其他地方增加新的投資生產基地），重心逐步外移。外交和軍事上，將“追隨美國”戰略置於最優先位置，接受美國提出的“再軍備”要求和美日“聯防”體製。2010年以來，中日政治關係持續轉冷，兩國間戰略猜疑和不信任加深；美日相互借力格局形成，出現“軍事一體化”苗頭；日本國內政治右傾化，對華關係對抗性加強。
4.中國經濟正處爬坡邁坎之際，世界銀行和IMF拋出“超美論”可能觸發新一波中國經濟“責任論”、“威脅論”的炒作，外圍不確定性風險由此增大。
“超美論”就是“責任論”的重新包裝，西方可能再次抬高“中國經濟責任論”調門。在本輪金融危機中，中國良好的經濟表現引發了全球特別是發達國家要求中國承擔“拯救全球經濟”責任的呼聲。2009年中國四萬億刺激政策產生的巨大外溢效應，更激起了外部對中國的過高期望。此次西方再拿中國“說事”，誇大中國經濟表現，施壓中國承擔超出能力範圍的義務，並順勢拋出“順差國責任”、“債權國責任”、“儲蓄國責任”、“能源消費大國責任”、“碳排放大國責任”等論調，形成對中國不利的長期輿論氛圍，給國際社會以“世界經濟中的任何問題都因中國而起、世界經濟形勢能否好轉取決於中國采取的措施”等印象，導致中國在維護世界經濟增長、增加國際機構出資額、節能減排、人民幣彙率等一係列問題上麵臨國際壓力。“中國經濟責任論”日益呈現長期化、常態化趨勢，成為西方“規範”中國發展道路、製衡中國崛起進程的常態化輿論工具。
“超美論”也是變相的“狼來了”“中國經濟威脅論”“遏製中國論”恐將再起。在世界銀行、IMF等權威國際機構不斷渲染中國經濟崛起形勢下，與中國有主權爭端的日本、越南、菲律賓等以及與中國有經濟競爭關係的墨西哥等，對中國經濟實力和競爭力的提升充滿戒備。日本及越南、菲律賓等少數東盟國家為平衡“中國影響”，在美國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為重要抓手重返亞太的背景下，經濟上可能進一步向美國傾斜。墨西哥等國則可能利用二十國集團（G20）等平台就彙率問題等與中國對抗。當前，西方雖然表麵上對中國經濟總量即將超過美國不以為然，但其緊迫感加重，暗中遏製中國經濟發展的傾向恐增加，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的出現即是西方以重掌經貿規則製訂權來遏製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舉措，突顯西方對中國經濟持續崛起的焦慮。
不明真相的國家搭中國經濟“便車”心態將加重。ICP“超美論”將激起國際上對中國經濟實力的過高估計和不切實際的期待。與中國關係良好、經濟欠發達的印度尼西亞、柬埔寨等東盟國家，巴基斯坦、尼泊爾、斯裏蘭卡等南亞友好國家，以及廣大非洲國家恐對中國期待過高，冀望中國對其加大援助規模和投資力度，促進其經濟發展。這些國家可能會向中國提超出中國能力範圍的幫助要求，有的國家甚至建議由中國挑頭建立一個在政治經濟上對抗美國的國家集團，這對中國無疑是一種壓力和負擔，從戰略上看有損中國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