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又稱紅薯、白薯。原產地南美洲，發現“新大陸”後，被殖民者帶到歐洲，又被西班牙人帶到菲律賓。再從菲律賓傳入我國。這裏應敘一段傳奇，就是陳振龍的“神農之功”。
陳振龍，福建長樂青橋村人（今鶴上鎮青橋村），生於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自幼飽讀經書，中秀才後鄉試不第，於是棄儒從商，往菲律賓呂宋島經商，發現當地種有“朱薯”，食用生、熟兩便，種植容易。他聯想到家鄉“土瘠民貧，賜雨少愆，饑饉存至，偶遭歉歲，待食嗷嗷”，若把朱薯引種鄉土，將造福萬民。於是，潛心學會種植之法，於明朝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農曆五月份，冒著被當地西班牙殖民者殺頭之危險，曆盡曲折，將紅薯帶回國內。同年六月初一，由其子陳經綸以其“六益八利”、“功同五穀”，稟報時任福建巡撫金學曾，請求推廣。金批示“夷國朱薯”可試種。十一月，陳經綸試種成功，呈驗巡撫，金巡撫批示：“準飭各屬依法栽種”。適逢當年福建冬麥歉收，春天大旱。金巡撫飭令“教民種之，賴以度荒”，隨後推廣至八閩大地。金學曾在陳經綸《種薯傳授法則》的基礎上，寫了第一部薯類專著《海外新傳》。於是，紅薯得以廣泛種植，遍及全國。
陳振龍的後代子孫“克承世業”， 一家七代積極努力，將紅薯引種、推廣到全國各地，乾隆年間（1768年），陳振龍五世孫彙輯出版了著名的紅薯專著《金薯傳習錄》（現收藏於福建省圖書館）。
為紀念僑胞陳振龍、陳經綸父子引進紅薯和巡撫金學曾推廣種植之功德，何道甫於清道光年間（1821~1850年），在福州於山上建祠紀念，名“先薯祠”。後於1950年重建，名“先薯亭”。
陳振龍之所以“功比神農”，在於紅薯為我國糧食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紅薯產量高，耐旱耐瘠，容易種植，近四百多年來，每遇旱澇歉收之時，紅薯便是百姓度荒解饑之重要食物。從明朝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番薯傳入我國，到清朝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政府下令全國推廣番薯，近二百年，自然災害頻仍，百姓常受饑荒之苦，但卻是中國曆史上人口增長的高峰期，可見番薯有效地解決了糧食短缺問題，在災荒之年，百姓常常“賴之存活者十之六七”。
著名曆史學家夏鼐專門寫了一篇《略談番薯》，全麵考證“紅苕”自陳振龍引入中國之後的國計民生之影響。文章最後總結說道：
“我國的人口，在西漢末年便已接近六千萬，到明代極盛時仍隻有六千萬有零，清初以戰亂有所減少，但是到乾隆六年(即1741年)，便達一萬萬四千餘萬，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萬萬以上。這樣的人口激增，雖然與版圖的擴大、田地的開辟，及賦稅的改變都有關係，但是與明朝晚年輸入原產於美洲的番薯，恐關係更大。由這一角度來看，考證番薯在我國出現的曆史，是有它的重要意義的。”——簡而言之，沒有紅薯的賤養代糧之功，中國就絕成不了億民之眾的泱泱大國。
建國之初，我國受三年災害之苦，餓死者眾，於是人們廣種紅薯，以緩解糧食短缺，至1963年種植麵積達到曆史最高的1億4千多萬畝，一批高產良種被育成並推廣應用。紅薯成為重要的糧食作物，在糧食總產排列第四位，僅次於水稻、小麥、玉米。進入八十年代，紅薯由單一糧食轉為糧食、飼料和工業原料兼用。之後，紅薯品種更是向多樣化和各種專用型發展。據農科專家測算，“今日的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紅薯生產國，產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三”。現在，紅薯被精加工成苕粉、苕糖等，不再是代糧之物，更多的成為改換口味的休閑食品。
由於紅薯容易種植，價格低廉，在受災或貧困時常做為重要輔糧甚至主食，因此長期以來在人們心目中形成了“貧賤食品”的印象。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觀念的改變，紅薯的“身份和地位”得到提升。由於其豐富的營養價值和保健功能，紅薯倍受人們的青睞。
自陳振龍從菲律賓引進紅薯後，中國曆史上再也沒有發生過“易子而食”的大饑荒了，人口繁衍，一派繁榮，皆陳振龍引進之力也。之所以說他“功比神農”，也大概指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