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篇史料是這樣形象地記載這段曆史的。1849年春天，一些高鼻闊目的洋人帶著他們的中國走狗來到了廣東、福建的城市和鄉村，用種種誘人的條件招募勞工去秘魯幹活。為了表示真誠，他們還帶來了契約要勞工們簽字畫押。一些中國人在國內實在過不下去了，便在契約上糊裏糊塗地按上了手印。當然，還有許多中國人信奉“父母在，不遠遊”的祖訓，寧肯餓死也不願應募。對於這樣的人，他們就采取綁架的手段。
他們甚至還綁架了一位中國總督的兒子。那天，這位公子正和兩個同學劃著小船在海上遊玩，恰被秘魯人販子發現，便把他們二個一起綁上了秘魯前來接收勞工的貨船。從此，這三個人就在人間蒸發了。
秘魯人販子把這些中國人或綁或騙到手之後，便把他們弄到澳門的一個叫做“巴臘坑”的狀似倉庫的建築內看管起來，不準他們外出。反抗者，要被鞭打；試圖逃跑者，則被處死。這時，這些中國人已經不叫勞工，而要叫作“豬仔”了。而那些秘魯人販子，則已收起了偽善的笑臉，變得凶神惡煞一般了。他們現在手中緊握著的已經不再是什麼契約，而是皮鞭、軍刀、滑膛槍和左輪手槍了。
等到這些人販子湊夠了人數，他們就用燒紅了的烙鐵在“緒仔”們的耳後打上“c”形印記。然後，再驅趕到貨船的底艙，人挨人地排列在一起。隨後，艙門關閉，生死未卜的漫漫航程便開始了。
這個航程，要長達四個月。
四個月裏，底艙內沒有陽光，且通風不良，人滿為患，飲水難得，飲食不足乃至變質……船艙內熱臭難耐更甚於豬圈。於是，瘟疫流行，勞工們一個個死亡。據統計，死亡率至少為全船勞工的三分之一，有時甚至達到百分之四十。
當然，也有許多勞工僅僅因為身體不適或試圖反抗，便被拋進了大海。
對此，當時的秘魯人和其他外國人都把這種苦力貿易叫作又一次“非洲奴隸貿易”。但當年中國苦力們所受到的殘忍虐待，甚至比非洲奴隸們所受到的虐待更甚。
於是，勞工們的反抗和暴動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據當時秘魯一家報紙報道：“除非極少例外，沒有哪一艘運載中國勞工的船隻不發生一次或多次暴動的……”
1870年10月，秘魯人販子租用的法國貨船“諾維爾·朋內羅普”號發生暴動。中國勞工們打開艙門，衝上甲板，殺死了狠毒的船長和他手下的八名水手，奪取了這艘罪惡之船，然後駕船返回中國。
回到中國後，部分勞工得以逃脫，但16名勞工卻被中國地方官砍了頭。
當然，畢竟還有一多半的中國勞工經曆了四個月的海上苦難，到達了地球的那一邊。據統計，從1849年開始苦力貿易到1874年苦力貿易結束，25年間，共有10萬名中國苦力被賣到了秘魯。而這些中國苦力到了秘魯之後的生活，就隻能用“暗無天日”來形容了。
首先，這些中國勞工在秘魯上岸後，就會被人販子或船主按照事先約定集體賣給某個資本家或種植園主。剩下來的則被“零售”。那時，熙熙攘攘的海港碼頭就更是顯得熱鬧非常。看熱鬧的人們圍站在中國勞工的身旁指手畫腳，評頭品足，就像是在觀察一頭頭牲畜。而買主則在中國勞工中間走來走去，試試他們的身高，捏捏他們的肌肉，再撥弄他們轉上兩圈兒……然後再跟人販子討價還價。
離開碼頭後，這些勞工便被分別帶往鐵路、礦山、鳥糞場或種植園，開始了地獄般的極其艱苦的勞動了。也就是從這時起，這些勞工便不在擁有中國名字，代之以編號或西班牙名字了。
在種植園，中國苦力的待遇甚至不如黑人、印地安人、印歐混血人。他們每天早晨四點半鍾就被監工持槍押著下地勞動，晚上天黑定後才能收工，夜裏則被鎖進“寮棚”不許出入。如果試圖逃跑，種植園主就會命令黑人和士兵把他們捉回來，施以酷刑，然後再給他們戴上腳鐐，並繼續幹活。這樣，在種植園裏的墓地裏邊密密麻麻地布滿了中國人的墳頭——當然，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傷痕累累並衣不蔽體地被埋葬的。
為此，忍無可忍的中國勞工開始了不間斷的反抗甚至起義。
其中的一次起義發生在卡納德種植園。這天早晨，500多名中國苦力經過了多日密謀和串聯突然發難。他們以猝不及防的群體暴動的形式，搶奪了種植園主和他的打手們的槍支、長矛和砍刀，一舉殺死了種植園主以及他的三個窮凶極惡的朋友，並把四個人碎屍萬段。之後，又奪得50匹駿馬，組成了一支騎兵隊，開始向其他種植園進攻。隨後，其他種植園裏的中國苦力們也參加了起義，使起義勞工很快增加到了1200名。這1200名起義勞工占領了幾家種植園後，把自己武裝起來，便開始進攻巴蒂維爾卡鎮。之後，又轉攻巴蘭卡鎮。他們殺死種植園主和他們的幫凶，解放苦難中的中國勞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