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歲元祚，故居閑暇，獨自散步至兒時嬉戲的灘塗，海天連接處，一座大橋把少年時代的夢想變成了現實，海對麵的世界，觸手可及。
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杭州灣跨海大橋的南橋墩就建在我的家鄉慈溪，通往寧波的大橋連接線則橫穿我家所在的新浦鎮。每次回家總能在街頭巷尾或茶餘飯後聽到鄉親對大橋的期盼和對寧波港的自豪，而此後長期的滬上求學又讓我深切地感受到港口對上海這座城市的重要性。
七年前，初到複旦，便往返於圖書館和課堂間，一連串的問題縈繞著我：以往學者對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的建設及上海、寧波兩港的競合關係有較多的研究，但卻很少有學者從長時段考察兩港發展的脈絡以及今後發展的趨勢。上海港和寧波港以前和當前是什麼樣的空間關係，今後將怎樣發展，造成兩港空間關係轉變的因素是什麼……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催促著我去探究兩港長時段的空間關係發展過程及演變規律。
而我最初的研究課題並非上海、寧波兩港的空間關係，隻是寧波港的發展和腹地經濟的互動。2002年我進入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中心攻讀碩士學位，師從吳鬆弟教授。那時吳老師有一個很大的研究計劃，希望以港口—腹地為切入點，考察中國現代化的空間進程。因為我是寧波人，對寧波當地情況比較熟悉，吳老師希望我能以近代寧波港的開埠為主線，對浙江的現代化過程進行考察。但是在我之前，吳老師指導著學生研究天津、山東、廣東、東北、漢口、福建等地的港口—腹地相關問題。而在20世紀50年代，墨菲、費正清等人對此進行研究，從而開口岸貿易與近代中國研究之先河。二十年之後，我國台灣學人劉翠溶、林滿紅、溫振華、謝世芬、範毅軍等完成了有關漢口、台灣三港、九江、汕頭、煙台、天津、四川、東北等地港口及與區域現代化的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簡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張朋園、李國祁共同主持了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完成了對山東、江蘇、湖北、湖南、閩浙台等區域現代化的考察。20世紀90年代後期，戴鞍鋼提出“港口—城市—腹地”的研究框架，對上海與長江流域的經濟聯係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學術研究貴在創新，著名經濟史學家嚴中平先生曾經說過，一部稱得上是科學研究成果的學術著作至少必須“三新”有其一：或者提出新問題，或者提出新觀點，或者提供新材料。後來還有人加上新方法，成為“四新”說。如何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有所突破，是困擾我的一個大問題。
同時，在中國東部沿海，形成了營口—大連、煙台—青島、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香港等不同類型的相鄰港口空間關係，以往的研究大多僅局限於對單個港口的研究，單個港口的發展往往受到相鄰港口的影響，特別是在較小區域中。因此必須把單個港口的發展放在區域層麵、國家層麵和國際層麵進行多尺度的考察，才能厘清港口的發展脈絡。西方港口地理學在20世紀50年代興起之後，對港口空間關係的研究是其主流之一，積累了相當多的研究成果，然而研究的對象僅局限在北美、西歐和非洲，很有必要借鑒西方港口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對中國港口空間關係進行思考和總結。
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全球海運貿易占全球貿易運輸總量的90%，作為海運節點的港口在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同處於長三角港口體係中的上海、寧波兩港，相互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中央提出組合港模式至今未能形成。近年來，兩港為壯大自己的實力，紛紛加大基礎設施建設。上海港為克服港口水深不足的弱點，在行政上屬於浙江省的小洋山島上興建洋山深水港。為了拓展寧波港的陸向腹地，浙江省疏浚了杭甬運河，寧波港和舟山港進行港口資源整合，此外又興建了杭州灣跨海大橋以改善寧波港的集疏運條件。
正是基於上述幾個原因，在我提前攻讀博士學位時，確定了對上海、寧波兩港的空間關係進行考察，這也得到導師吳鬆弟教授的大力支持。呈現在讀者諸君麵前的這本書就是由我的博士學位論文修改而成的。
此刻，窗外已是鞭炮齊鳴，新的一年即將來臨。如果從研究寧波港及腹地經濟的互動開始，我對上海、寧波兩港空間關係的研究已有六年多的時間，期間也得到諸位師友的悉心教誨，然而本人學識有限，文中錯誤在所難免，唯望博雅之士批評指正。
王列輝
戊子年除夕夜於慈溪新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