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緒論所述，當前對上海港和寧波港的發展過程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然而大多數僅是對單個港口的曆史進行考察，沒有把港口的發展過程放在港口體係中，這樣就很難把握港口發展的階段和特點。而僅有的幾篇探討上海港和寧波港關係的單篇論文還不夠深入。本章將從三個層麵對兩港的空間關係進行考察。第一節將打破時空的界限，在時間上打破斷代史的局限，從唐朝至近代考察上海、寧波兩港在長三角港口體係中的不同發展軌跡；在空間上克服僅僅研究兩港的局限，把兩港放在長江三角洲港口體係中進行考察。第二節從內向化和外向化這一切入點來分析兩港在開埠前後發展態勢的轉變。第三節從樞紐港—支線港的角度考察兩港的空間關係，並引入基尼係數、增長偏移模型等數理工具對兩港港口活動的集中趨向進行量化分析，最後把近代上海港的發展放在世界港口體係中進行考察，以期能更深刻地認識上海港在世界港口中的地位。
中國古代的經濟重心不斷南移，至遲到南宋末年已經南移到東南沿海，特別是長江三角洲地區。在經濟重心南移的過程中，隨著人口的增加、經濟的發展、貿易的繁榮，尋找貨物進出港口的需求就越來越迫切，於是在長江三角洲湧現出許多港口，揚州、寧波、上海等港口成為各時期的首位港口。本節擬簡述唐代至開埠之前長江三角洲首位港口的位移過程，進而在這個大的演變過程中把握上海、寧波兩港的發展脈絡。
一、揚州——唐代長三角的首位港口
自隋代修通大運河以後，位於長江和大運河交彙處的揚州開始發展成為我國最重要的交通樞紐和商業城市。由於距海不遠，揚州的海上交通也相當發達，是當時長江三角洲最重要的貿易港。
在唐代，今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斯裏蘭卡，西亞的伊朗和阿拉伯國家的人們，由於瀕臨印度洋且有著發達的航海業，往往經海路乘船至我國東南沿海港口經商，安史之亂後這些地區前來中國的海商人數有所增加。大中九年（855年），盧求說“大凡今之推名鎮為天下第一者，曰揚、益（即成都），以揚為首，蓋聲勢也”，徐凝詩“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等等，都是對揚州商業繁榮的寫照。唐後期的揚州與廣州、泉州是當時我國海商較多的三個港口城市。黃盛璋認為揚州在唐代的位置，其情形正如同今日之上海，就國際貿易來說，雖僅次於廣州，但就國內市場論，就要算東南第一商埠。
唐代長江三角洲的另一個重要港口，是今天寧波所在的明州港。開元二十六年（738年），明州港正式開港，到唐朝後期已經成為我國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之一，其中和日本的關係最為密切。天寶十一年（752年），日本遣唐使者在明州登岸，這是日本使船第一次到達明州港，也是明州港第一次接待外國船隻。此後，日本遣唐使於貞元二十年（804年）、開成三年（838年）兩次在明州登岸，由明州經揚州、楚州、汴州（今河南開封）、洛陽到達長安。開成四年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到中國，但兩國的民間往來更加頻繁。從那時起，到907年唐朝滅亡的七十年間，中國商人從明州港出發到日本貿易的就有三十多次。
盡管由於史料的缺乏，難以確切地比較揚州港和明州港的繁盛狀況，但綜合上述有關資料，可以推測，明州的客商主要來自日本，揚州的客商則來自大食、波斯、日本等國，揚州是當時全國商業最繁榮的城市，又是中國南北物資轉運的樞紐。在這種背景下，揚州作為長江三角洲貿易港的重要性應該在明州之上。由此可以認為在當時長江三角洲的諸港中，揚州港是最重要的港口，明州港是中日航線的重要節點。明州的地位之所以不如揚州，要歸之明州介於揚州和泉州之間不利的港口位置，“日本南下之道，常為揚州所奪，而外商由廣州北上揚州之道，中間已有泉州停頓，所以明州在唐代始終不能成為大港市”。
二、明州——宋元長三角的首位港口
唐朝末年天下大亂，揚州所在的淮南地區戰亂頻仍，揚州也遭到慘重的破壞，據說“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後在割據者楊行密的大力招撫下才慢慢得到恢複。但是，五代和北宋時期揚州在全國的地位已無法和唐後期“揚一益二”的盛況相比。此外，隨著長江三角洲的逐漸發育，特別是今天的南通市及其以東地區的逐漸成陸，使得長江口從唐代揚州以東不遠的今江陰一帶，一直推進到接近今天的長江口。長江口的東移又使得昔日寬廣的揚州—鎮江間的長江流速放緩，河段日漸束狹，江心洲發育，不利於航行。到了北宋，位於揚州以西的真州（今江蘇儀征市）逐漸取代了揚州的地位，成為大運河和長江的交彙點，當時的江、淮、兩浙、荊湖等路的發運使均駐在真州。然而，真州隻是內河航運的中心，前來停泊的外國商船為數不多。
明州所在地區因長江的阻隔較少受到戰亂的破壞，人口和區域經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經濟發展程度已經超過淮南。政治經濟和自然地理麵貌的巨大變化，使得長江三角洲的首位港口，開始從長江以北向長江以南轉移，確切地說，是從長江北岸的揚州向杭州灣以南的明州轉移。
北宋時期，朝廷把海外貿易視作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在一些貿易港口，包括在長江三角洲的杭州、明州等地相繼設立市舶司。市舶司的興廢設置可以作為替代指標，以衡量港口在當時的重要性。
杭州位於長江三角洲繁榮地區的中心，可以通過杭州灣入海，又是大運河的起點。至遲在端拱二年（989年）杭州已經設立兩浙市舶司。元豐五年（1082年）之後朝廷規定隻有杭州、明州、廣州三市舶司發往南海的貿易船隻，才被視為可以合法下海的貿易船。
盡管明州在唐代是重要的貿易港之一，但在北宋設立市舶司的時間仍稍晚於杭州。淳化三年（992年），兩浙市舶司移到明州的定海縣，次年又移回杭州；到了鹹平二年（999年），在杭州和明州兩地都設立市舶司。明州設立市舶司以後發展很快，貿易地位迅速上升。元豐三年（1080年）朝廷規定：“諸非廣州市舶司輒發過南蕃綱舶，非明州市舶司而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製論”，也就是把去日本、高麗的唯一合法港限定在明州。兩年之後又補充道：“諸非杭、明、廣州而輒發過南海商舶舡者，以違製論”，即明州也是去南海船舶的合法始發港之一。
南宋定都杭州，明州因靠近首都，地位更加突出，為南宋的四大港口（廣州、泉州、明州、杭州）之一。杭州盡管是首都所在地，但由於錢塘江潮急浪高，暗礁密布，港口條件不如明州。當時“商舶船隻怖於上潭，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於杭、越”。也就是說，船舶一般先來到明州港，再經餘姚江和浙東運河到達杭州，明州港實際上承擔了杭州外港的角色。到了紹熙元年（1190年）光宗繼位以後，朝廷禁止商船停泊在附屬於杭州的澉浦港，此後杭州也不再置市舶司；慶元元年（1195年）寧宗繼位以後，朝廷又禁止商船前往江陰、溫州、秀州，原先這些地方設立的市舶機構都撤銷了，隻有明州一處尚有市舶司，“凡中國之賈高麗，與日本諸蕃之至中國者，惟慶元（南宋改明州為慶元府）得受而遣焉”。說明此時明州（慶元府）是長江三角洲唯一可進行國內貿易和海外貿易的港口。
元代慶元與泉州、廣州並稱全國三大港口，雖然泉州、廣州的地位特別突出，但在長江三角洲，慶元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港口。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朝在慶元設立市舶司，同時又於上海、澉浦分別設立市舶司，至元二十一年又於杭州設立市舶都轉運司，在元朝於沿海設立的七個市舶司中長江三角洲竟占了四個；但是，到了大德二年（1298年）以後設立於澉浦、上海以及溫州的市舶司都被並入慶元市舶司，直隸中書省，而杭州市舶司則被並入當地稅務，僅此一點，便足以說明慶元港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重要性。
除了寧波和杭州，在長江三角洲，青龍鎮、上海鎮、劉家港等港口也曾有過比較繁榮的對外貿易。唐宋時期，長江口的主要港口設在青龍鎮，後來一遷上海鎮，再遷劉家港，第三次遷到今天的上海市區。金立成、鄒逸麟、茅伯科、張修桂等人對長江口港口位移過程都有較深入的研究，筆者對此不再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