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曆史時期江南港口的發展過程，唐朝時揚州是長三角地區首位港口，唐朝中期寧波剛剛開港，但是到了唐後期，寧波港就已經成為和日本、朝鮮往來最密切的港口之一。北宋時期揚州衰落，寧波港則上升為全國五大港口之一，成為長三角地區最重要的港口。南宋定都杭州，杭州的地位上升，然而由於受到自然條件的影響，杭州的很多貨物都是通過寧波港轉運的，這就進一步提高了寧波港的地位。這一時期也是青龍港興起、發展、繁榮的時期，但是由於吳淞江逐漸淤淺，南宋中葉以後青龍港很快衰落下去。
寧波港在元朝是全國三大港口之一，元朝政府把溫州、澉浦、上海市舶司並入慶元（寧波）市舶司，表明在元朝寧波港仍然是長三角地區最重要的港口。
明清之際的海禁政策給長三角地區諸港都帶來了很大的負麵影響，一些民間的走私貿易港應運而生，作為寧波港外港的雙嶼港曆時雖然很短，但規模卻很大。位於太倉州境內的劉家港在明代和位於浙江平湖境內的乍浦港在元明都曾繁榮過，然而受自然條件等的影響，都隻是曇花一現。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後，上海港脫穎而出，開始了步入東部沿海最大內貿港的曆程。19世紀初上海港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內貿港口，但是這一時期上海港和寧波港之間較為獨立，並未形成港口功能方麵的競爭與分工。
開埠之後，寧波港和上海港的差距更加擴大，寧波港原有的腹地受到上海港的侵占，直接對外貿易也漸趨衰微，寧波港成為上海港的支線港，貨物進出主要通過上海港中轉。寧波港在浙江省內的地位因上海港的興起和溫州、杭州的開埠而受到衝擊，但寧波港仍是浙江省內最重要的貿易港口。
總的來看，近代開埠以後長江三角洲形成以上海為龍頭的港口體係，上海港的地位遠遠超過其他港口，寧波、鎮江等港口的國內外貿易大多要通過上海的轉口來進行。盡管這樣，寧波、鎮江兩大港口分居南北，仍是長江三角洲南北兩翼重要的物資集散中心，是所在區域主要的出入門戶。長江三角洲就是通過這種主次搭配、有序結合的港口體係，完成自身對國外和國內其他地區，以及區域內部的物資和人員流動的。
從宏觀上看，近代開埠之前中國的貿易網絡由多核心的朝貢貿易網絡和“V”字形的國內貿易網絡構成。朝貢貿易是開埠前中國與海外貿易的主要方式，寧波港是接待日本朝貢的唯一港口。16世紀之後，葡萄牙人、英國人來到中國，極力想和寧波發展貿易。這樣，開埠之前的寧波港是朝貢貿易網絡中的一個重要港口，在官方貿易和民間貿易中都起著重要作用，港口的發展態勢是外向化的。在以京杭運河為南北大通道的國內貿易網絡中，蘇州是重要的商業中心，19世紀初期取代劉家港而崛起的上海港是蘇州的外港。上海港雖然和南洋、日本等也有貿易往來，但上海港的興起主要依靠北洋航線的興盛，港口的發展態勢是內向化的。開埠之後，中國的貿易網絡為之一變，以長江為橫軸和以東部沿海為縱軸構成“T”字形的國內貿易網絡，上海港即在“T”字形的交彙處。同時，上海和香港的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逐步形成以上海和香港為中心的雙核心國際貿易網絡。由此，上海港在遠洋航線、近洋航線等的支撐下成為一個國際性的港口，港口發展態勢由開埠前的內向化轉為外向化。由於朝貢貿易網絡的瓦解，日本和中國的貿易港口由寧波港轉向上海港，開埠前曾希望和寧波貿易的西歐商人也都集中到上海。這樣，寧波港的貿易網絡開始內縮，港口發展態勢趨於內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