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學術界對我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中國經濟重心南移何時完成則成為最關鍵，爭議也最激烈的問題。可以肯定的是，至遲到南宋末年，中國的經濟重心已經南移到東南沿海，此後隨著北方生態環境的日趨惡化，東南沿海與海外市場接觸的日益加深，南北差距越來越大。
然而這種宏觀層麵上的南北經濟差距後來演變為沿海和內陸的東西差距。柯文注意到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未曾研究的巨大課題是沿海與內地的差異，他認為這種差異最遲可追溯到16世紀，自1842年以後，沿海與內地的反差逐漸顯著了。正是這種差異深刻地影響了沿海與內地的發展模式與速度。彭慕蘭指出，在1750年之後的某個時候，中國沿海和內地之間的遠距離貿易開始衰落，於是一個富裕的、外向的沿海和一個總的來說更為貧困的內地之間，在經濟和其他方麵日益拉開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開埠通商，東部沿海率先卷入世界市場。中國在南北差異仍然存在的同時，東西差異逐漸擴大並最終成為主要的區域經濟差異，無論經濟總量還是總體經濟水平，大致呈現出自東部沿海地帶向中部、西部地區遞減的趨勢。
一、東西部間經濟發展模式的差異
發展中國家進行工業化有兩種戰略：進口替代戰略（又稱“內向型經濟”）和出口導向戰略（又稱“外向型經濟”）。近代中國的工業化起步於19世紀60年代，選擇的是進口替代戰略。進口替代一般要經過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先建立和發展一批最終消費品工業，如食品、服裝、紡織、皮革、木材工業等，以求用國內生產的消費品替代進口品；在第二個階段，進口替代由消費品轉向國內短缺的資本品和中間產品的生產，如機器製造、石油加工、鋼鐵工業等資本密集型工業。經過這兩個階段的發展，進口替代工業日趨成熟，為全麵的工業化奠定基礎。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進口替代戰略並不是開始於最終消費品工業，而是洋務派的軍工企業。隨著洋貨大量湧入中國，國內掀起實業救國思潮，民族替代工業如繅絲、棉紡織、火柴、造紙、卷煙等開始形成。這些進口替代產業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特別是通商口岸及附近區域。據汪敬虞對1869—1894年全國工業分類統計可知，中國的造紙、印刷、麵粉、榨油等工業主要都集中於上海、廣州、天津、福州、香港等東部沿海地區。火柴企業分布較廣，在內陸的重慶和太原也有設立，這可能和其技術要求較低，原材料容易獲得，又需接近銷售市場有關。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大致經曆了四個階段，即1840—1894年、1895—1913年、1914—1936年和1937—1949年，除第四階段由於日寇入侵，東部沿海的工廠被迫內遷外，前三個階段，工業的地域分布始終沒有突破偏於沿海沿江地帶的基本格局。
西部地區，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卷入了世界市場，但農業生產仍占主導地位，手工業仍是農業和畜牧業的依附產業，且更多的是家庭手工業。電氣作為一種新型的能源動力，用途廣泛，“各地先進的工廠以電氣為原動力，各城市人口亦較以前為集中，電燈的使用也更加廣泛，而農業方麵也開始利用電氣”，因此以電廠的分布為指標可以看出中國各地的工業化程度。1932年10月建設委員會對全國電廠的調查表明，從設廠數量看，位於沿海的江蘇（23.12%）、浙江（17.87%）、廣東（8.71%）、河北（6.91%）、山東（5.71%）、遼寧（5.56%）等省最多，而從發電容量看，江蘇（35.06%）、遼寧（23.45%）、河北（12.66%）、廣東（5.53%）等省排在前列。此可以看出沿海的現代化和工業化比西部內陸發達，東部地區展開的是以進口替代為主的工業化，而在西部地區農業生產是主要的生產方式。
二、東西部之間經濟聯係上的依附關係
從宏觀上看，近代中國的商品流動分為兩個方向：工業品由沿海通商口岸流向內地，工業品的價格水準是在通商口岸決定的；農產品和農產品加工品由內地流向沿海通商口岸，這些產品的價格水準也是由通商口岸決定的。明清時期江南地區以輸入糧食、肥料等低值商品與輸出棉布、綢緞等手工業品為主，長江中上遊的湖廣、四川等省，主要輸出糧食、竹木，輸入棉布、綢緞等手工業製品。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黃金水道——長江對外國開放，成為西部和東部經濟交往的主要通道。長江流域為“中國產物最富饒之區，航路上遊以四川之重慶為發源地，下遊直達浦港。互市以還，中國對外貿易之輸出品：如糧食、油豆、絲茶、麻藥，以至花布土貨等，泰半產生於長江沿岸各埠”。重慶、宜昌、沙市等長江沿岸等地的貿易模式主要是輸入棉布、棉紗、染料、煤油等製成品，輸出米、桐油、小麥等初級產品。由此可知，從明清至近代，長江中上遊的湖廣、四川等地輸入製成品、輸出初級產品的流通格局並未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在商品流動中，東部沿海特別是上海等通商口岸起著中介作用：“內地所用洋貨購自上海、天津、香港，就是煤油、香煙，甚至米麵亦須由上海購買。全國對於上海，差不多都是入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