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PSS軟件對1899年至1936年煙台港和青島港進出口總值進行相關分析，煙台港和青島港進出口總值的相關係數是-0.816，這從數理統計的角度顯示出兩港有很強的負相關性，結合以上曆史文獻的記載，說明兩港有此消彼長的競爭關係。這從一個側麵反映了煙台港的進出口貿易被青島港所奪，青島港成為山東半島的進出口轉運中心，而煙台港趨於邊緣化。
三、廣州—香港
自秦漢時期廣州古港形成以來到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的兩千多年裏，除宋元之際的泉州港外，廣州港的對外貿易幾乎一直處於全國的中心地位。黃盛璋認為：“中國商業都市，曆二千年而不衰的，在內陸有成都，在沿海則有廣州。”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複台灣，三藩之亂也已平息，清廷決定次年正式停止海禁。1684年，清廷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和江海關管理對外貿易和征收關稅。由於外商往往違例到浙江等地貿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封閉了閩、浙、江三海關，規定“番商將來隻許在廣東收泊貿易”，之後廣州在全國的對外貿易中長期處於壟斷地位，中國對西洋的貿易也進入了一口通商時期。
近代五口通商之後，廣州港的對外貿易地位相對衰落，一方麵是由於上海港的迅速崛起，吸納了不少曾經進出廣州港的貨物，另一方麵是相鄰港口香港逐漸確立了中心地位。
1840年，英國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1841年1月，英軍以武力強占了香港島，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將香港割讓給英國，“其始不過一荒僻小島耳，地為不毛之地，兼之山石岩岩，崎嶇斜曲，雖竭力經營，亦僅成平常鎮埠”。此後港英當局銳意經營，“以故外洋商船視之為中國領海內第一碇泊處所，並將運來貨物，先在該島起卸存儲，然後分運中國各處銷售，廣州進口洋貨遂因減少”。到1870年以後，香港成為華南進出口貨物的分配中心，“香港商務益見發展，且以其地需要海員驟見增加，華商前往經營船用雜貨者，為數亦為複不弱，廣州貿易坐是日形蕭索”。而廣州則失去了全省貨物集散地的地位，“鴉片戰爭以前，各省貨物必先運來廣州，再運去外國，外國貨物亦先運到廣州，乃運進各省。舉國內外鹹以廣州為獨一口岸，故豪商大賈、珍物奇貨皆於斯焉萃。鹹豐九年（應為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引者注），開廣州為通商口岸，同時複割香港於英，於是直接之國外貿易悉移於香港。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廣西龍州開埠，鬱江一帶之貿易，與海防直接。光緒二十三年，梧州開埠，潯江、桂江一帶之貿易與香港直接。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江門及惠州開埠，西江、東江一帶之貿易又與香港直接，而間接之國外貿易亦逐漸衰落。至江西、湖南、雲南、貴州等省因輪船及鐵路之關係，均漸漸與廣州脫離。至是，而素稱中國第一商場之廣州，工商兩業一落千丈，無複昔年之盛矣”。貨物可以“直接由香港運至許多內陸城市，這一便利誘使購買商尋找代替廣州的市場”。隨著香港地位的上升，以香港和新加坡為軸心的亞洲地區交易圈重新形成，並且更加多層次化。
香港成為“華南貨物吐納之中心，中國對外貿易之樞紐，所處地位之重要，僅遜上海一籌”。在這個過程中，香港和廣州的地位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據毛立坤的研究，兩港逐漸形成一種內港與外港的分工，即廣州港成為大批土貨出口香港和洋貨分銷內陸的集散地，香港則是這些貨物的國際市場。海關貿易統計來看，盡管在19世紀80年代以前廣州尚與其他口岸有一定規模的土貨出口貿易，但80年代以後，80%以上的廣州土貨通過香港出口，到1904年這一數字上升到90.42%，反映出80年代以後香港的極化效應明顯增強。進口貿易則一直以來幾乎全部是與香港進行的，廣州對香港的依存度極高，在1869年至1904年的35年間，99%左右的洋貨都是通過香港進口的。由此可見，在華南港口體係中，香港港和廣州港之間形成了中心—邊緣的模式。
四、寧波—上海
周武從經濟空間和文化版圖兩個角度考察了近代上海的崛起，並與蘇州和杭州進行比較，認為開埠之前的上海，“始終處於江南的邊緣，可以說是江南的上海；開埠以後，上海在通商及一係列‘突發事變’的推動下快速走向繁榮，並取代江南傳統的中心城市蘇州和杭州，成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從長江三角洲的經濟中心或文化中心的轉移來看，近代蘇州、杭州和上海的轉變確實非常引人關注。而從長江三角洲港口體係來看，上海港和寧波港在開埠前後地位的轉變也非常明顯。第一章已詳述開埠之前，寧波港在長三角港口體係中所處的重要地位。而直到清中葉之前，上海港的地位比寧波港低，港口所在城市的行政級別也僅是縣，而寧波那時早已是府治所在地。開埠之後，由於上海的迅速崛起，寧波港的對外貿易地位相對下降，進而成為上海港的支線港，日趨邊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