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寧波港是腹地型港口，陸向腹地對寧波港的進一步發展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而且由於受諸多因素的影響，近代寧波港陸向腹地變動劇烈。本節主要論述近代寧波港陸向腹地的變遷過程，下一節將探討寧波港陸向腹地變遷的機製。
從20世紀初至今，許多學者對寧波港的腹地變遷都有所論述。雖然各人論述的角度有所不同，但對寧波港陸向腹地隨著上海港的迅速崛起和溫州、杭州的開埠而日漸縮小，則持一致的看法。盡管如此，這些論述仍多是泛泛之談，有關寧波港腹地的問題，如寧波港在不同時期的腹地到底有多大，它的變遷和上海以及浙江省內其他港口的腹地變遷有何關係，什麼是導致陸向腹地變化的原因等仍有待於探討。
陸向腹地是港口發展的必要條件，港口的貿易規模和影響，往往與其腹地範圍的廣度和經濟開發的深度成正比。對於寧波港陸向腹地的經濟開發情況，鄭紹昌、樂承耀等人都有詳細的論述，本書不再展開。此外，相鄰港口腹地範圍的變化，必然也會對特定港口的興衰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這種相生相克的現象，在浙江、蘇南這種港口眾多、而陸向腹地卻又相對狹小的地區，表現尤其明顯。從這一思路出發，探討寧波港的興衰，必須放在浙江各港口腹地變遷的總格局中進行討論，才能得出比較科學的看法。
當前學術界對腹地範圍的劃分和界定主要是針對陸向腹地的，而不是海向腹地，本章第二、三節中所稱的腹地主要也是指港口的陸向腹地，第四節將對上海港的海向腹地進行探討。劃分陸向腹地的方法主要有兩種，即數學模型法和實證法。前者是根據空間相互作用理論，運用數學方法對腹地的空間分布進行研究，如經濟地理學上有采用引力模型與模糊（Fuzzy）綜合評判模型相結合的方法、區位商的方法、重力模型的方法來確定港口的腹地範圍。後者即收集大量的實際資料，並選擇有代表性的指標來劃分腹地範圍。
由於資料的缺乏，本書很難采用數學模型的方法進行定量分析，而隻能根據港口腹地的定義，按照海關報告和經濟調查提供的出口物資來源地和進口商品的銷售地即貨物流來界定腹地的範圍。同時在空間上，不同港口的腹地沒有明確的斷裂點，具有交錯性和過渡性的特點，本書基本以晚清的府為單位，個別地方精確到縣；在時間上，港口腹地的變化也是一個漸進的動態的過程，但是相鄰港口的開埠都會對其他港口的腹地產生影響，因此本書擬以港口開埠為分期，把近代浙江港口的腹地變化分為四個時期，在這個框架範圍內討論寧波港陸向腹地的變遷。
一、五口通商時期的寧波港陸向腹地（1844—1877）
如第一章所述，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很早就對寧波港產生了興趣。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之後，寧波作為五口之一，於1844年正式開埠。
這一時期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綠茶和生絲。從寧波港運往上海出口的綠茶，都是從浙江的淳安、平水（在今紹興）、天童（在今寧波）和安徽的徽州等四個地區運來的。1877年，寧波港出口綠茶14.5萬擔，其中1萬擔來自浙西的嚴州（以建德最聞名）、淳安、開化縣；4萬擔是來自紹興南部和西南部山區的平水茶。由於平水茶多在寧波港運出，相當一部分茶葉便在寧波就近烤製和包裝，1877年前後在平水茶產地平水有烘烤房3處，紹興有4處，而寧波就有18處。天童茶產自寧波東部，距寧波港很近，理所當然通過寧波港出口。1877年，寧波港出口的綠茶中，來自皖南的徽州綠茶達9.5萬擔，占了寧波港出口綠茶總量的2/3.然而，在太平天國戰爭爆發之前，徽州綠茶並非經寧波港出口，而是順錢塘江運到杭州再由運河經嘉興、鬆江運抵上海出口。同治五年（1866年）以後，凡經過杭州的各種茶葉都必須繳納每擔1海關兩的海塘捐捐而且關稅和倉租較低，各類運輸費用較便宜，因此自1866年開始大批徽州綠茶改走寧波由汽輪運上海。這一局麵大致持續到1896年杭州開埠並廢除了海塘捐之前。
浙江是我國另一項大宗出口貨物——生絲的主要產地。大部分生絲產自湖州、嘉興、杭州和紹興，而出口港為上海、寧波。《浙海關貿易報告》指出，“杭州灣北岸地區嘉興、湖州所產大宗生絲，都是直接運去上海出口”；杭州每年向歐洲出口的約4000擔生絲，“是從杭州由內河水道運往上海去出口的”；寧波港的出口生絲主要來自富陽、紹興和杭州灣南岸各鄉村，而毗鄰寧波的那些地區生產的生絲，隻能滿足當地的消費需求。也就是說，湖州、嘉興、杭州等錢塘江以北地區出口的生絲，基本上通過發達的運河網直接運往上海出口，隻有錢塘江以南的紹興等地就近通過寧波港出口，而後者的數量遠不及前者。
輸入內地的洋貨，最主要的是鴉片、大米、布匹、五金、食糖、煤油等。在五口通商時期，經寧波港運入內地的洋貨，幾乎遍及除浙北以外浙江所有的府縣，以及安徽的徽州府、江西的廣信府（今江西上饒市）。1868年的《浙海關貿易報告》指出：“寧波所有貿易範圍，自東至西約290英裏，自南至北約350英裏，除了浙江杭州以北靠近上海那部分外，因為那一帶以地理和商業上就近江蘇，因此浙江杭州以北就歸上海去進行外貿業務，皖東南部就歸寧波這一口岸，作為其外貿之供應和土貨出口之口岸矣。”
在所有輸入的洋貨中除了鴉片之外，布匹的價值最大。洋標布最受浙江內地如衢州府、嚴州府和金華府等地歡迎，而大量毛棉匹頭運入衢州府、處州府和江西廣信府等地。1871年至1872年經浙海關運入衢州、廣信、溫州的匹頭數最多，而嘉興、湖州雖和上海接近，但仍從寧波港輸入一部分布匹。
除了布匹之外，從寧波港進口的金屬也大量運往內地。“說到五金中之鉛，幾乎是浙江之紹興和安徽之徽州兩地包了下來，專用於茶葉之盛器和包裝，杭、紹兩地是錫的最大主顧，而鐵器則絕大部分是運往紹興。”因此，紹興、杭州和徽州等地是寧波港進口金屬的主要銷售地。
1876年即溫州開埠前一年經浙海關運入內地的貨物數量，從中可知經浙海關運入洋貨的範圍遍及浙江省除湖州府、嘉興府以外的所有地區，以及安徽省的徽州府、江西省的廣信府等地。
明清時期徽州、廣信兩地和浙江就有傳統的經濟聯係，那時的多部商業書記載了兩府和浙江之間有著重要的商路。寧波開埠後，經濟交往進一步加強。為了方便厘金的征收，如上文所述，同治二年（1863年），浙省劃定了從徽州府和廣信府到浙江的征收厘捐路線，由此說明通過寧波港進出徽州、廣信的貨物數量已經很大，兩地和寧波港的關係非常密切。浙海關稅務司惠達認為“按理廣信府在江西境內，應由九江供應其洋貨，為的是寧波雖離廣信府較遠，但較方便和低廉”。
在五口通商時期，寧波港的陸向腹地為浙江的寧波府、紹興府、杭州府、嚴州府、金華府、衢州府、台州府、溫州府、處州府、安徽的徽州府和江西的廣信府，而浙江的湖州府和嘉興府是上海的直接腹地。
二、溫州、蕪湖開埠以後的寧波港陸向腹地（1877—1896）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根據《煙台條約》，溫州、蕪湖於1877年開埠，在溫州設立的海關稱甌海關。
徽州到蕪湖的距離比到寧波的距離近，但蕪湖開埠之後，徽州並未脫離寧波港而改到蕪湖進出口貨物。這主要是因為徽州與蕪湖之間都是崇山峻嶺，貨運極為艱難，“為此成為一道天塹而且是萑苻不靖之處，誰也不敢冒險帶鴉片等貴重物品來此（徽州）”。徽州綠茶仍然通過寧波港運往上海，洋貨也從寧波港進口。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上海港輻射力的增強，其在徽州的影響逐漸擴大。1881年經上海港運入徽州的貨物價值為7.8萬海關兩，到1895年已增加到25.4萬海關兩，15年間增加了3倍多。州的貨物數量也有所增加，但總量不是很大。因此，徽州已成為寧波港和上海港的混合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