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上海港碼頭堆棧容量約達95萬噸，其中浦東碼頭堆棧近64萬噸，占總容量的66.70%，浦西近34萬噸，占總容量的33.30%。另據金立成的統計，僅公和祥碼頭（Shanghai and Hongkew wharf Co。Ld。）的倉庫和貨棚麵積就達23萬平方米，可以同時堆存11.72萬噸貨物。上海的碼頭堆棧大多數為英美日等國投資和建設，這也說明外資在上海港的建設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據《中國實業誌·浙江省》20世紀30年代初的調查，浙江省的堆棧和上海港一樣，共有6種，但是由於浙江省貨物轉運遠不如江蘇省發達，因此堆棧業也遠遜於江蘇省。浙江省堆棧業以杭州、寧波較為發達，其中寧波有堆棧20家，但規模較小，資本總額為25800元，平均每家僅1290元，營業總額為56100元，平均每家2805元。20家堆棧中用於存放米穀的有7家，紙、煙的各2家，其他為存放雜貨或魚棧。這一方麵說明寧波港的堆棧規模較小，另一方麵也說明所存貨物較多為土貨。據王洸《中國海港誌》的統計，寧波港共有碼頭13座，總長910米，倉庫可容24000噸。
堆棧容量僅及上海港碼頭堆棧的2.5%，兩港堆棧規模差距甚大。
上海另有海關堆棧50餘座，其中普通公用關棧40餘座，私有關棧八九座，危險品專備關棧有亞細亞浦東油池、美孚浦東棧、美孚浦東油池、光華火油公司浦東油池、德士古關棧、三井洋行關棧等。這些關棧在空間分布上也較為集中，其中位於浦東的有23座，虹口18座，百老彙路二六九號4座，在外灘、楊樹浦路等地的6座。
三、港口依存產業
港口依存產業，指憑借港口綜合條件而形成的船舶修造、棉紡織、繅絲等製造業和加工業，也就是所謂的臨港工業。臨港工業的發展增強了港口和區域的聯係，從而使港口突破了僅是貨物中轉的功能。陸為震注意到了商港與工業之間的關係：“我國自海通以還，新式工廠逐漸興起，而以附近商港之處最為發達，一因原料供給便利，二因製成品轉輸各商埠及內地不感困難，如上海自開為商港後，工廠逐年增多，約占全國工廠總數之半。”
臨港工業並不是僅僅針對工業所在位置而言的，也就是說並不是這一工業位於港口附近就是臨港工業了，而是針對工業和港口的關係而言的，利用了港口功能的工業才能稱為臨港工業。近代上海港臨港工業比較典型的是船舶修造業、棉紡織業和繅絲業等。
從近代上海港發展所依存的產業來看，可以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為界分為兩個時期。開埠之後至甲午戰爭止，上海港的發展主要依靠商業，對外貿易的蓬勃發展帶動了港口的迅速發展。1895年之後，外人可以在通商口岸投資設廠，上海的工業發展很快，特別是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增長更是迅速。在中國其他港口直接對外貿易不斷發展，港口體係又出現“外圍港口挑戰”的情況下，工業所需的大量原材料進口和製成品出口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港成為國際性大港奠定了基礎。
當然在1895年之前，外人雖未得到清政府可在通商口岸投資設廠的許可，但擅自設廠的努力從未停止過。1882年9月15日出版的《北華捷報》認為當時上海的繁榮幾乎完全依靠它的航運中心和商務口岸的地位，但也有在買賣貨物與租賃輪船以外建立其他企業的趨勢。這其中船舶修造業最為興盛。1894年船舶修造業的資本總額達323.8萬元，在外資工業各行業中名列首位，占到外資工業總資本額的33.2%。從全國範圍看，19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廣東黃埔、香港地區和上海已先後成為外資船舶修造業的兩個中心。上海從開埠到60年代中葉，先後設立了近40家外資工業企業，其中從事船舶修造業的工廠就達20餘家，祥生和耶鬆船廠不斷擴大實力。進入20世紀初，兩廠合並為耶鬆船廠公司，資本額達557萬兩，成為遠東最大的船業壟斷企業集團之一。1936年耶鬆船廠和瑞瑢船廠合並，成立英聯船廠股份有限公司，擁有4座大型船塢。1869年至1894年上海民族資本工廠前後共有52家，其中從事船舶與機器修造的最多，為14家，在1894年仍然存在的36家民族資本工廠中，有10家是從事船舶與機器修造的，也為最多。對外貿易的發展吸引了大量船舶掛靠上海港，船舶的大量進出必然需要修理維護，於是大量資本向船舶修造業集中。
寧波港曾是民船貿易的中心之一，民船的修造也非常興盛。1886年，寧波船塢建造了兩艘夾板船，每艘投資為銀元1萬—1.2萬。浙海關稅務司對寧波造船工匠心靈手巧也讚不絕口，認為“歐美有經驗之設計師見後也會稱讚的”。但是由於港口規模較小，進出船舶不多，一些小型船舶在寧波港修理，大型船舶多往上海港進行修理。到1930年初，大豐機器造船廠已經閉歇，僅有鴻大造船廠碩果僅存。這家位於江東冰廠附近的船廠，有工人16人，資本7000元，年營業額為21000元，僅可製作3—15噸船殼，兼船舶修理。在工作時間上，製作船殼全年開工，其他船舶修理僅在每年三四月至七八月間開工，工作忙時，則臨時向上海雇工。由此可知，寧波港的船舶修造業遠遠不如上海港發達。
近代上海的繅絲業也非常興盛，最初洋商是直接運蠶繭去國外繅絲的，後來由於運輸不便，且中國勞動力低廉，就運機器到上海進行加工：“泰西之絲經，以湖產所繅之條太粗，不合於用，初得蒸繭令幹運回，用機器繅絲之法。繼以載運不便，運機來申，繅絲而歸。始創其法者，以中國工價廉，獲利不資，於是中西各商，聞風興起，滬上一隅，至設絲廠二十餘家，而各都會之踵建者，尚複無已，內地各產繭諸地，踴躍餉養，自倍於前。”
《馬關條約》簽訂之後，上海外資工業的投資方向由以輔助內外貿易為重點轉向以在中國市場銷售產品的輕紡工業為重點。以楊樹浦為代表的碼頭工業區，是上海近代工業發展最早、最集中的地帶，也是上海最大的碼頭工業區。有學者認為上海之所以能成為遠東第一大都市和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楊樹浦功不可沒。
此外在南市、滬西和蘇州河兩岸也形成了規模不等的工業區。《海關十年報告》認為在1919年至1921年間，各類工廠像雨後春筍般開設起來，廠址大多在公共租界西北區、沿蘇州河的兩岸。是1924年出版的《上海港》所反映的上海區域功能格局圖，從中可以明顯看出已經形成滬東、滬西、南市、陸家嘴和閘北等工業區。這些工業區主要位於黃浦江兩岸和蘇州河兩岸，也就是位於上海港港區附近。墨菲注意到所有上海市的棉紡織廠和麵粉廠，都設置在或者靠近可航行的河流上，它們經由這些河流，取得原棉和小麥的供應，並且輸出它們的製成品。
鄭紹昌認為隨著寧波港轉運貿易的發展，製茶業、錫箔業、染坊業、花邊業、草編業及紡織業等開始興起，寧波港從商業口岸逐漸成為工商業口岸。筆者認為對近代寧波工業的發展不應過高估計。寧波工業主要還是以手工業為主，《鄞縣通誌》認為寧波工業無大宗生產，並分析認為“甬人具有冒險性，且習海善航，是與西人接觸較早，輪舶駕駛工手十八九為甬籍，機械製造工手甬幫亦屬不少，此兩項皆為資本者之雇役，無當於工業者也。近時甬屬人士雖稍知投資工業，然其習性在經商，圖速利，無有營工業者，即有營之，亦多在上海，不屑小試於家鄉，故數十年來，在縣境內經營最大者，僅有一似工而商之紗廠，近且奄奄欲告終矣”。馬裕祥也注意到近代的寧波沒有很好利用港口運輸條件來發展現代化工業，雖有資金、技術及管理經驗，但都到上海等其他城市辦廠，寧波本身一直停留在僅以集散附近地區農副產品為主的商業性港口城市。近代寧波工業發展不快的原因還將在本章第三節詳細分析，此處不再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