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品的交易成本中，除了運輸成本外，稅負也占了很大比重，為了減少稅負，降低交易成本，就需要靠近市場，這樣就能不用繳納出口稅等。據《汕頭海關貿易報告》記載，潮州的染坊常把進口漂白布染藍，以當做土布銷往中國口岸，在1878年前後生意非常興盛，進口的漂白布由1869年的25507匹，增加到1878年的145695匹。但是為了減低重稅負擔，有些加染業者就考慮把他們的染坊遷到香港，甚至遷到這項貨物的最大市場——上海去。如果漂白布在上海加染，它們就可以避免汕頭的每擔1.5海關兩的出口稅和上海的每擔0.75海關兩的沿岸貿易稅。雖然此後幾年的海關報告並未記載是否確有染業者遷往上海，但可以肯定的是，由於靠近銷售市場，省去進出口關稅，每擔可節約2.25海關兩，在上海設廠無疑在交易成本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
從資本、勞動力、技術與知識等其他要素來看，上海也具有一定的優勢。
在資本方麵，除了國外資本大量進入上海，國內資本也向上海集中。如上文所述，近代江南的商業中心蘇州的衰落，除了太平天國造成的嚴重危害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上海作為一個商業中心正在興起，它製止了蘇州恢複到先前的地位，而且這個因素還將繼續起作用。假如蘇州開放較早，趕在上海的那些繅絲廠投資開辦之前，那麼可能這些廠會開設在蘇州。在這種限度內，蘇州可能獲益，不過僅此而已，因為商人們決不會違背那種依附於最大市場的趨向”。也就是說，由於上海有大市場的存在，蘇州的商人就集中在上海投資辦廠。
寧波的情況和蘇州相似，也有大量資金從寧波流向上海，寧波的錢莊向上海的錢莊放款每年就達二三千萬元。近代寧波的商業相對衰落後，“前之以寧波為根據從事於外國貿易勇敢而富裕之寧波商人，亦隨而移於上海，上海乃變為寧波商人之根據地焉”。陶水木等人曾對浙江商幫的資本集中趨勢與上海經濟近代化的拓展有所論述，本處不再贅述。
除了外部投資大量進入上海外，一些在上海的商人、買辦、地主等因從事對外貿易而積蓄了大量財富，他們開始把商業資本轉為工業資本。江蘇無錫人祝蘭舫最初在上海開設源昌號，經營煤斤及其他礦產，所獲利潤不菲，之後又經營航運，擁有幾艘航行於新加坡、上海、日本及沿海口岸之間的輪船，航業所獲利潤則投資於工廠，如源昌絲廠、華新麵粉廠、源昌米廠、公益紗廠等。1881年，上海自來水公司第一屆股東大會報告顯示，要求入股該公司的很多是上海的中國銀行家（指上海中國人經營的錢莊、銀號等——原注），該報告斷言，如果公司不設在倫敦（而設在上海），公司全部所需要的資金都可以在上海就地集湊起來，上海商人對在中國興建企業是有很大興趣的。1887年，該公司的董事會決定遷移到上海，因為“本公司的利益都在上海，所以公司的領導機構應在上海”。
從勞動力看，近代上海吸引了大量移民。上海是一個移民城市，上海城市的發展離不開移民的貢獻，關於上海城市史的研究一般都要涉及移民，鄒依仁、張仲禮、樊衛國、張忠民等人對此多有研究，但卻很少注意到跨國移民在不同曆史時期的差別。
從國別看，移民可以分為跨國移民和國內移民。跨國移民人數雖然比國內移民少很多，但在上海的發展中卻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跨國移民在上海的工作目的有一個轉變的過程。開埠之初，外國人來到上海，主要是為了投機，掙上一筆錢後就離開上海。在19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上海“已經變成了無法無天的外國人們的一個真正黃金國，這些外國人都是惑於想在這個據傳充滿了發財機會的海禁初開的國度裏一圖僥幸或轉眼發家致富的希望，而來到這裏的。其中許多人都是屬於這樣一種類型的：隻要有利可圖，那麼走私犯禁，一切都不顧忌，就是行凶殺人，也在所不惜”。也就是說，那時的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我（外商）希望至多在兩三年內發一筆橫財就離開此地（上海）；日後上海要是被火燒了或是水淹了，對我有什麼關係”。之後，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1900年前，在上海的外國人中，男性的增長速度比女性和兒童大得多，但在1900年之後，他們的增長速度已幾乎相等，男性為75%，女性為80%，兒童為76%。上海正在成為寓居該地的大多數外國居民的永久性居住地。這就說明上海的生活、就業、投資環境有了很大改善，外國移民願意在上海安居樂業，而這些移民也為上海帶來了先進的技術、經驗、管理方法以及外資等。
寧波人來到上海營生的也非常多，“上海生意，寧波人甚多”。《中國商業地理》認為“寧波商人，自其人數之多、曆史之遠、勢力之大觀之，實可謂上海各商領袖。寧波人來上海營商業者在開港之初，故上海者，即曰寧波人之上海亦無不可。其富商大賈皆居寧波，而以上海為殖民地。當上海開港之時，寧波富商進取，著著爭先，其從事外國貿易者無不獲巨利；至寧波通商，衰落失職之貧民，亦皆逐商賈之跡來上海謀利，住於上海之人數達十餘萬以上。其營業種類初無一定，以貿易商及銀行者為多，百手工藝及苦力者，亦寧波人占多數”。1920年上海百餘萬人口中，就有寧波人50餘萬。
新中國成立前上海全市200戶以上的棚戶區共有322處，絕大部分棚戶區分布在閘北、南市、滬東、滬西以及浦東沿江地帶。如果把《新中國成立前上海棚戶分布示意圖》和《上海區域功能格局圖》及《1928年上海工廠分布圖》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分布在閘北、南市、滬東、滬西以及浦東沿江地帶的棚戶區正好全部位於各工業區中，居住在棚戶區的人們為各工業區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
技術與知識的差異，在全球尺度、國家尺度、區域尺度都廣泛地存在。由於工業革命首先在歐美國家興起，先進技術和機器不斷湧現，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開埠之後的中國仍然處於手工加工階段，因此技術與知識和歐美國家存在很大差距。在技術與知識的梯度轉移過程中，作為中國門戶的上海無疑得風氣之先，先進技術與知識首先在上海生根發芽，然後再向邊緣地區擴散，這種例子比比皆是，1886年德商設立的增裕麵粉廠即是一例。上海“所用麵粉，自通商以後，固悉購之於海外也。德商某見我國北部農產以小麥最富，而麥食亦最多，雖麥質不若美產之色白而味厚，然以國人購用國貨，且機粉較磨粉色澤已較舊為佳，無慮其不發達。於是購機設廠，命名增裕，而上海始有麵粉廠矣。厥後營業日上，歲有盈餘，華商涎之，而壽州孫氏乃有阜豐廠之出現，後且全埠有十餘廠矣”。1899年上海引進的水管式鍋爐、1903年工部局電氣處的汽輪發電機、1920年代怡和紗廠850匹馬力的發動機、1930年代英美煙公司上海煙廠的馬林式切絲機等都是那時世界最先進的。上海也開商業風氣之先，“國外新式事業，每最先介紹至上海，遠在有清光緒十七年間（1891年），洋商之上海股份公所，已具交易所之雛形”。
以上數種要素的投入都有利於各種經濟活動向上海集聚，但是還有一種要素——土地卻是不利於經濟活動向上海集聚的。土地作為活動場所，在工業、交通等的區位選擇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這也是近代上海工業為何向港區集聚的重要原因。從上海四大工業區的分布來看，都是既靠近水道和港區，又遠離市中心的地方，如果再結合當時上海土地價格的地圖，則可以清晰地發現土地價格是工業向臨港集聚的因素之一，“昂貴的地租嚴重地阻礙了上海地區的工業發展，這給離這裏較遠的地區辦廠帶來很大的便利”。1930年，公共租界各區平均每畝地價為中區181055元，北區63536元，西區34334元，東區19913元。區，土地價格明顯比公共租界的其他三區便宜。
羅蘇文從楊樹浦的基礎設施建設著眼，分析了為何楊樹浦地區會成為近代上海的工業區。大量基礎設施的興建無疑增加了工業投資的吸引力，那麼為什麼基礎設施會選擇在楊樹浦興建呢？工業之所以集中在楊樹浦一帶，是因為這裏瀕臨黃浦江，為工業發展提供了航運、用水等條件，對岸的浦東已興建了碼頭、堆棧，燃料和原材料運輸十分方便。上海織布局即設在楊樹浦黃浦江邊，“近浦則築碼頭以起卸貨物，輪舶易於傍岸”。此外楊樹浦地區靠近黃浦江處有大片灘地，征用土地較為便宜。鄭觀應論述了設上海織布局於楊樹浦的三大好處：“地沿江濱，上落貨物便宜，大省扛力，一利也。不在租界，不納工部等捐，二利也。地麵寬闊，又近馬路，價極相宜，三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