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國際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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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揚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來，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也積累了不少矛盾與問題，投資拉動的高能耗高汙染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已經不可持續。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了7.4%，創下了1990年以來的最低值，中國經濟已經走到了改革的關鍵點。針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特點，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出“新常態”的概念，自此對中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的認識開始正式進入中國戰略決策層。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在媒體上公開抱怨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搭了美國的便車，於是中國“搭便車論”甚囂塵上，國際輿論不乏指責中國之聲。然而，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發展休戚與共。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不僅肩負著轉型的重任，還承擔著更為重要的國際責任。中國堅定不移地推動經濟改革的努力以及對世界經濟做出的巨大貢獻，理應得到世界各國的理解與尊重。
一、接受“新常態”、適應“新常態”、應對“新常態”表明中國政府對經濟改革的決心與自信，也彰顯了中國履行大國責任的擔當。
“新常態”一詞最初出現在美國華爾街，用來形容2008年次貸危機後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的衰退，原始意義上的“新常態”一詞經常與經濟衰退相聯係。因此，當中國政府公開提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後，西方國家難免將其與經濟衰退相提並論，於是“中國經濟崩潰論”等唱衰中國的輿論不絕於耳。其實，“新常態”的提出不僅不是中國經濟下行的開始，反而是中國經濟改革號角的吹響，更是中國履行大國責任的擔當。
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生產、投資、消費、出口、市場、資源、人力資本等角度深刻剖析了中國經濟的新特征，首次歸納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九大新常態。“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將麵臨嚴格的資源約束、生產要素束縛、產業結構局限、經濟增長放緩等諸多問題。提出並接受“新常態”，意味著中國政府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充分認識到中國原有經濟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並以更包容和開放的心態迎難而上適應“新常態”、應對“新常態”、擺脫“唯GDP論”，彰顯了中國政府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改革的決心與信心，更是對世界經濟發展負責任的表現。未來，“新常態”要求中國經濟的改革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提高經濟發展效益為中心，走上深化改革之路，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化解經濟風險、鼓勵技術創新、消化過剩產能、適應多元消費、強調精細生產，在改革的陣痛中推動中國經濟的轉型，以更健康、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參與世界經濟，為世界經濟的發展注入活力。
二、“新常態”下的法治經濟為中國經濟的改革與世界經濟的穩定提供了製度保障。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2000年的4.5%一躍攀升至2014年的11.3%，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增大與日俱增，健康而穩定的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繁榮與發展尤為重要。然而，經濟“新常態”時期，中國經濟的持續放緩無疑將給剛剛擺脫經濟蕭條的世界經濟帶來新的危機。盡管如此，中國經濟的深化改革、中國經濟發展質量的提高，尤其是中國經濟所處的法製環境的改善將會使世界經濟受益。
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定調法治經濟，強調要依靠依法治國來推進經濟的改革。隨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將依法治國與經濟改革緊密相連，指出2015年將是中國“全麵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也是“全麵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在法治經濟下的“新常態”時期，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將得以理順，市場主體的法治觀念不斷增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製度不斷完善，法治將取代政策成為推動經濟改革及有效運轉的重要工具。依法治國將為中國經濟的改革營造良好的法製環境，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創造更加安全與穩定的法律體係，為中國更加深入地參與世界經濟提供法律保障，也為海外經濟主體進入中國市場打造更加平等的競爭環境。
三、調動市場力量、釋放市場活力、鼓勵市場競爭是“新常態”時期中國經濟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的必要準備。
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中國進行經濟體製改革的核心問題。2013年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明確了市場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礎性”修改為“決定性”，並要求在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下“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新提法，不僅是表述方法的改變，更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認識的深化，也是適應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舉措。它指明了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基本方向，即堅定不移地推進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努力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要在依法治國框架下推動市場經濟體製的改革，要“加強市場法律製度建設”，通過建立健全市場法律體係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推動生產要素與商品的自由流動、保障市場經濟有序運行。經濟“新常態”下，調動市場力量、釋放市場活力與鼓勵市場競爭將是中國推動經濟改革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