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電影的風險共鳴與公共外交的涵化效應
觀點
作者：周慶安 田媛媛
去年底，美國電影《星際穿越》在中國的院線大熱，美國媒體在評價《星際穿越》時認為，“美國輸出的娛樂產品對該國的公共外交至關重要，從根本上構建了國際社會對美國的印象。這部電影清楚地表明美國人的聰明才智能夠拯救世界，意義重大。”要回應這種觀點，就要回答一個根本問題，國際傳播中的影視作品能夠在公共外交上起到什麼樣的作用。研究證明，隨著新媒體環境的興起，影視作品的涵化作用沒有減弱，在某些特殊的議題上更有加強的跡象。
公共外交的涵化作用有一定對象性
影視作品作為公共外交的手段，由來已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著名的克裏爾委員會，就曾經通過影視作品展示德國的暴力形象，喚起各國對一戰歐洲戰場的關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整個冷戰期間，影視作品作為公共外交的手段，有著更加充分的發揮空間。但是冷戰結束之後，尤其是21世紀以來，各國政府賦予影視作品構建國家形象的使命變得不太強烈，或者說不太直接。從目前來看，影視作品更多的是依賴涵化效果（Cultivation Theory）來塑造和傳播國家形象。公共外交轉向一種更加溫和與多元的視角來塑造國家形象，傳遞進攻性較弱、較為隱性的價值觀。
1967年以來，美國學者伯格納在討論涵化理論的時候認為，影視作品是基礎產品，大眾傳媒通過提供一種“象征性現實”，改變人們對於周圍環境的看法，使得意見逐漸趨同。而我們認為，影視作品的國際傳播，從客觀上起到了公共外交的效果，這些作品在國際傳播的過程中，正在逐漸體現出其文化上的涵化效應。從目前來看，好萊塢電影中的涵化效果仍然存在，但是更以文化認同的方式出現。“無可否認，即使在今天，傳統大眾媒介所描繪的世界基本上都還存在著一種普遍的規律，即都在灌輸社會中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①。因此，好萊塢影視作品的涵化，也常常讓公眾知曉周圍環境的危險，並使之更傾向於理解美國政策和美國承擔的國際責任。
當然，影視作品從公共外交上的涵化，有一定的選擇性。首先，涵化作用所針對的對象具有一定的認知能力和判斷能力。這和傳統的傳播學涵化理論有所不同，傳統理論更強調的是對於認知有限群體的教化，如暴力影響兒童。但目前的涵化，更重要的是讓有認知能力的群體，甚至是中產階層形成共鳴。在這個問題上，《星際穿越》等科幻片既有科學層麵的解釋，又有社會文化層麵的因素。“一千個觀眾，一千個哈姆雷特”，受眾會根據自己的知識體係進行解讀，甚至不停地重複觀看。
其次，涵化的內容，根據不同的時期發生不同的變化，在當前的新媒體環境中，各國民眾對信息的感知能力增強，簡單強化“美國夢”的市場越來越小。好萊塢電影的涵化，必須要實現一種所謂“變異的本土化”，即“采集不同文化的代表性事件，以‘簡單’的思維來製作和傳播，首先實現文化素材源國家的受眾的‘變異型消費’，然後將之推向世界市場”。尤其是目前的美劇和好萊塢大片，已經從簡單的塑造美國個人英雄（如《美國隊長》《蜘蛛俠》《鋼鐵俠》），轉向更加含蓄表達價值觀的藝術創作（如《阿凡達》《2012》《星際穿越》）。其原因，是因為世界政治的多樣性。②
再次，涵化的方式也在影視作品中得到了進一步強化。涵化之所以有效果，最早是對兒童的暴力信息的傳遞，往往重複、拔高暴力的視覺感和效果。但影視作品在公共外交中涵化的方式，不完全是鏡頭的一再重現，而是通過敘事和鏡頭相結合來實現的。比如《星際穿越》等科幻片的涵化作用，首先是議題的設置，是敘事中的抗爭鏡頭的不斷涵化。甚至在推廣的過程中，借助第三方的信息來源，比如科學界、文化界、影視評論界等來烘托涵化的效果。
風險共鳴擴大公共外交的涵化效應
公共外交的涵化作用有一個特點，就是要有一定的問題導向。換句話說，就是要向觀眾傳遞什麼信息。從冷戰開始，以人權自由為導向的文化作品，在公共外交上較為鮮明地體現了涵化效果，構建了美國“山巔之國”的國家形象。在21世紀以來，國際熱點已經從意識形態的公開對抗轉向更具有公共性的對話，雖然反恐和安全仍然是一種議題，但是環境、水資源、溫室效應等風險，不斷成為公共外交中的重要話題。公共外交層麵上對風險的關注，以及全球形成的危機意識，擴大了影視作品在公共外交中的涵化效應。在過去的十幾年時間中，公共外交的議程更趨向跨國性、公共性，人類共同風險和命運日益成為公共外交中的不可或缺議程。因此，多邊論壇、非政府組織、個人在公共外交中扮演的角色也日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