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尋歡作樂
時至哲宗時期。當時，哲宗年紀尚幼，朝中大權把持在高大後手裏。哲宗趙煦，原名趙傭，元豐五年（1082年）被他的老子宋神宗封為延安郡王。元豐八年，神宗生命彌留之際，趙煦隻有八歲，而神宗的兩個弟弟雍王趙顥和曹王趙頵都已過而立之年，在朝廷中頗有聲望。當時，朝中大臣有不少意圖策立雍王趙顥或曹王趙頵，趙顥與趙頵也時常去皇宮探視神宗，對皇位充滿了奢望。高太後乃宋初名將高瓊之後，姨母是仁宗曹皇後，她前後經曆仁、英、神三朝，政治經驗頗豐。高太後見二王居心叵測，便命人關閉宮門，禁止他們出入。
一日，高太後當著朝中大臣的麵大誇趙煦溫和孝順，還將其每日所抄佛經給大臣們傳閱。大臣們無不讚譽，高太後趁機宣讀神宗詔書，擁立趙煦為太子。幾天後，神宗駕崩，趙煦即位。
新帝登基，大赦天下，尊皇太後為太皇太後，皇後為皇太後，德妃朱氏為皇太妃；雍王趙顥進封揚王，曹王趙頵進封荊王，並加太保，寧國公趙佶（即後來的宋徽宗）進封遂寧郡王，儀國公趙佖進封太寧郡王，成國公趙俁進封鹹寧郡王，和國公趙似進封普寧郡王；安康郡王宗隱、高密郡王宗晟、華原郡王宗愈、建安郡王宗綽、漢東郡王宗瑗皆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師、潞國公文彥博為司徒，濟陽郡王曹佾為太保，王安石特進為司空，王珪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李乾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董氈進封檢校太尉、章惇為知樞密院事。
哲宗封完後宮、親王、朝廷官員，在紫宸殿頒詔曰：“先帝臨禦十有九年，建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希列卿協心奉令，以告慰先帝之靈。”
不久，由於尚書左仆射王珪去世，蔡確接任尚書左仆射，韓縝升任尚書右仆射。在東京沉默多年的司馬光受高太後提攜，進封資政殿學士，被調回京，另一位大文人蘇軾的弟弟蘇轍，也由監筠州鹽酒稅被調回京，任秘書省校書郎、右司諫，潁州通判呂公著升為禦史中丞，三司使曾布升為戶部尚書。
宋朝曆朝的機關雖然時有新設，但職位交替循規蹈矩，在職者升降、離任或去世後，其空缺便有他人補上。官職分三師、三公、三省、六部、六監、九寺等。三師，即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三省，即尚書令、侍中、中書令。六部，即吏、戶、禮、兵、刑、工。六監，即國子、少府、將作、軍器、都木、司天。九寺，即太希、宗正、光祿、衛尉、太仆、大理、鴻盧、司農、大府。中書省和樞密院分持文武，另外有翰林學士和知製詔，是負責給皇帝起草詔書的，翰林管內製，知製詔管外製。
神宗時期，王安石為相，司馬光頗受壓製，先是被罷翰林學士，出永興軍，一年左右，司馬光請辭地方官，改判西京（洛陽）留司禦史台。從此，司馬光在洛陽一呆十五年，主編了《資治通鑒》一書。
司馬光在洛陽編書的十幾年中，頗得民心。據說他入朝時，一路有數以萬計的百姓歡送，即便是皇帝垂幸，恐怕也未必有此聲勢。司馬光一進京便言及神宗新法的弊端，開始悶頭為朝廷書寫奏表。當時，蔡確、韓縝、章惇等重臣皆知司馬光之才，擔心他進京得勢，故向高太後和哲宗提出三年不可更新法度的建議。司馬光聞之大怒，上奏道：“先帝時的法度，多是王安石一幹人所設，禍國累民，今國家如病侵身體，不可緩醫，否則病入膏肓，悔之晚矣。”
高太後沉吟不語，幾天沒有決斷。
司馬光見高太猶豫不決，便加快速度，將一篇萬言書寫完，曆數王安石新法之弊。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今江西省東鄉縣人。其出生於仕宦之家，父親王益乃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進士，曾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聰穎過人，有過目不忘之才，慶曆二年（1042）中進士，官拜淮南節度判官。嘉祐三年，其向宋仁宗上萬言書，對官製、科舉以及奢靡無節的頹敗風氣作了深刻的揭露，請求改革政治，加強邊防，提出“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治國之道。熙寧元年（1068），大宋王朝麵臨政治、經濟、軍事等多重危機，王安石“越次入對”，上書主張變法，第二年官拜參知政事，主持變法。
曆史上，對王安石的變法褒貶不一。明人楊慎做《鉛丹錄》，文中極力地抨擊了王安石的新法，認為其為了推廣新法，不盡手段，打擊了大批的忠臣，將北宋送上了滅亡的道路。
梁啟超在《中國六大政治家——王荊公》一書中，則為王安石及其新法翻了案，梁啟超認為王安石應是一位“不世出之傑”。
事實上，任何事物都有其利弊存在，是與非的砝碼應掌握在百姓的手上。王安石變法在封建社會，自有其積極性，但其出發點無非是為了維護封建王朝，而沒有站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
王安石的“青苗法”和“免役法”弊端尤其顯見。“青苗法”和“免役法”頒布的初衷無非是為了增加朝廷收入。“青苗法”是向老百姓攤派貸款，限期歸還；而“免役法”是讓百姓用錢來買兵役。初看這兩個新法，是對老百姓有利的，實際上，在北宋末期，周邊國家如西夏、大遼、金，不斷在蠶食中原，百姓經濟收入並不能保障。在這種背景下，多數百姓是沒有錢用來買兵役的，所以，此法的針對麵很狹小，無非是為那些富家子弟服務的。富家公子交了錢就免除了兵役，那窮苦的老百姓呢？“青苗法”則更加荒唐了，因為新法在上麵說的冠冕堂皇，但到了下麵，便成了很多地方榨取老百姓油水的工具，地方上用朝廷的法律做掩護，任意放發高利貸，苦的自然還是老百姓。
司馬光的萬言書打動了高太後，於是召集朝中重臣，庭議討論。
樞密院事章惇道：“新法乃先帝（神宗）力推而行，王相（王安石）為之嘔心瀝血，眼下，各地成果初成，怎可一朝廢去？”
司馬光問道：“章大人可否到各州府調研？”
章惇道：“本官也曾遊曆各地，遍聞新法之利，像司馬大人《萬言書》中所言弊處並非不見，但總是少數，金無足赤，事無完美，我們怎能因少許瑕疵而影響大局呢。”
司馬光說：“本官在地方上呆過，也曾遍訪多處，所聞所見恰恰與章大人相反，新法在各地是利小而弊大。”
章惇向哲宗及高太後道：“萬歲，太後，前朝功績萬不可草率廢除啊。”
司馬光道：“免役法有五害：舊役年滿後兵士可退伍休息，雖疲勞而有所鍛煉，而王安石新法，則是年年出錢，有錢則無須服役，百姓有錢者樂，無錢者怨，其害一也；舊役貧困百姓不須充役，王安石新法一律出錢，其害二也。舊役將士來自於基層良民，新法招募的是四方浮浪之人，一些作奸犯科之輩、貪贓枉法之輩亦在其中，一旦戰事起，將士必定隻顧一己生死，敗國亡家，其害三也。大多百姓所有，不過微薄的穀物與錢幣，還有氣力，新法不用百姓之力，卻以錢度量，若遇凶惡災年，百姓不免變賣莊田、耕具以財賄官，其害四也。因新法頒布，州縣提舉多斂役錢，中飽私囊，其害五也。為今之計，莫若罷除免役法，重新推行熙寧舊法。”
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蘇軾的話剛完，秘書省校書郎、右司諫蘇轍便積極聲援自己的兄長，奏道：“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能自勉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或棄善為惡。邪正盛衰之源，未必不始於此。昔真宗獎用正人，忠良之士，相繼而起。仁宗仁厚，是非之論，交於司諫。時執政大臣並非個個賢忠，然人人畏忌司諫，不敢妄作，一有惡行，司諫必言，惡行隨即屏去。因此，仁宗雖然寬厚，而朝廷大臣並無大的過失。及先帝神宗嗣位，王安石等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當時，惟有呂誨、範鎮等敢於明言其失，隻可惜未得先帝庇護，二人遭權臣排擠，諫者凡有言新法弊端者，一概逐貶，於是風俗大敗。臣願萬歲、太後壓製邪風，如台諫敢言，風俗便定，則太平之治，指日可待。”
哲宗看看高太後，不敢擅自做主。
高太後目視尚書左仆射蔡確和尚書右仆射韓縝，道：“兩位愛卿對新法怎麼看？”
蔡確道：“臣以為凡有利於大宋江山的法度便應推舉，反之則應壓製或廢除。”這話顯然是一句廢話，說了等於沒說。可見蔡確之人頗有心機。他見新君登位，太後垂簾，王安石新法雖然根基已穩，但司馬光之流若強力傾推，也不無可能。他一時看不透此中的變數，擔心站錯了隊，因此眼珠子一轉，來了一句讓別人難辨方向的話。
韓縝道：“臣一切聽從萬歲與太後定奪。”
韓縝也不傻，他見蔡確老謀深算，在事態未明之前，自己可不能踏錯了腳。因此，他並沒有談出自己的觀點，而是把牌推給了哲宗和高太後。
高太後看出這二人的圓滑，她想了想道：“哀家欲廢除諸項新法，列位愛卿以為如何？”
章惇道：“萬歲，太後，新法不可除啊。”說完，章惇又對蔡確、韓縝道：“兩位大人，你們受皇上和太後厚恩，乃當朝重臣，難道要眼睜睜看著先帝功業毀於一旦嗎？”
北宋時尚書左仆射和尚書右仆射的職位相當於第一宰相和第二宰相，自然稱得上是重臣。
蔡確惶然，忙出班道：“新法乃先帝推崇，請萬歲、太後慎重。”蔡確畢竟擔心法度一換，民心大亂。
韓縝也出班道：“請萬歲、太後裁奪。”
高太後微微猶豫，哲宗瞥一眼太後，不發一言。
中書舍人、樞密院直學士王岩叟進言道：“萬歲，太後，自冬不雪，今春旱災，變異甚大，何也？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陰困生民，流毒數路。大奸莫如蔡確之陰邪險刻，章惇之讒欺狼戾。因萬歲、太後容之，故蒼天不祐我大宋啊。”
呂公著出班道：“萬歲，太後，司馬大人、蘇大人及王大人所言極是，先帝或有失察之處，推崇新法弊端彰現，如再延續下去，實為不智之舉，章惇章大人不為大宋江山國家利益著想，實為不恭不忠。章惇肆為辨說，力行惡法。蔡確表麵不顯，實則同流。韓縝中庸自保，從不扶正，望罷去章、蔡、韓等權職，另進忠賢輔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