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咆哮起來，指著呂公著道：“你知道什麼叫國家利益！”
禦史劉摯奏道：“章惇輕佻薄險，乃依附王安石以邊境戰事欺罔朝廷才得以進用，王安石外放後，其又依附呂惠卿，複為蔡確所引薦，才至今日，若留蔡確、章惇於朝，恐對朝廷不利。”
王岩叟也道：“章惇不修廉潔，不守臣體，常出粗言穢語，司諫孫覺曾論邊事，因不合乎章惇的心思，便請萬歲斬首孫覺，古今中外，哪裏有大臣敢威脅諫官的？現章惇又在大殿之上，垂簾之前咆哮，出口不遜，實在是目無萬歲和太後聖威，望罷免嚴懲，以慰天下。”
章惇大聲道：“萬歲，太後，各地百姓多得新法之惠，不可廢啊。”
高太後道：“章愛卿，你乃前朝舊臣，忠於先帝倒也無可厚非，但是，哀家希望你不要讓下麵那些官員蒙蔽了眼睛，司馬愛卿說的明白，那些地方官員大發新法之財，靠朝廷的改革壓榨百姓，他們希望新法永存，有幾個不說新法之好？他們的話你也能信？”
章惇額頭的汗刷地下來了。
高太後擺擺手，示意退朝。
一日，高太後召呂公著入見，並賜以果食。呂公著上奏十事：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
唐末著名畫僧貫休在《送張拾遺赴施州司戶》一文中，曾提及“畏天”二字。文中雲：“道之大道古太古，二字為名爭莽鹵。社稷安危在直言，須曆堯階撾諫鼓。恭聞吾皇至聖深無比，推席卻幾聽至理。一言偶未合堯聰，賈生須看湘江水。君不見頃者百官排闥赴延英，陽城不死存令名。又不見仲尼遙奇司馬子，珮玉垂紳合如此。公乎公乎施之掾，江上春風喜相見。畏天之命複行行，芙蓉為衣勝絁絹。好音入耳應非久，三峽聞猿莫回首。且啜千年羹，醉巴酒。”
呂公著真心為了江山社稷，因此提出“十事”來。這十事幾乎包羅了從政、處世、為人、用人以及學習、生活、勞動等各方麵。
高太後看後奏折，感歎道：“有呂愛卿所助，乃國之大幸也。”
呂公著道：“先帝所定庭製，有許多可取之處，其設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為正聖行，作用甚大。但先帝時，因章、蔡等人壓製，司諫等職權頗受束縛，太後應選耿直敢言之士，安排左右。禦史為天子耳目，專舉六察故事。也應直言無諱，凡有過失者，無論君臣，皆應規勸，督察時政紕漏，審察朝廷奸黨，排除百姓疾苦。”
高太後道：“愛卿所奏，頗益於我大宋江山，不知拯救百姓疾苦，應先從哪一點做起呢？”
呂公著道：“先帝時，王安石變易舊法，地方州府借青苗、免役等法大加斂財，保甲、保馬等法讓百姓疲憊不堪，市易、茶鹽等法剝奪百姓之利，眾法皆應除去。”
“廢止新法後，又以什麼為先？”
“除卻新法，任人舉賢為先。”
“誰可當得賢者？”
“孫覺性格剛正，頗有才學，可為諫議大夫，範純仁雷厲風行，處世果斷，可遷戶部任侍郎，李常穩重，可考慮任禦史中丞，劉摯敦厚，可為侍禦史。蘇軾、王岩叟等皆為正直且有學識之輩，可為諫官或禦史。”
高太後又召司馬光入見，告知呂公著之言，並所奏十事。司馬光道：“公著所奏十事，皆有益於朝政，與臣心思相符，希太後早下決心。
高太後道：“卿以為朝中可用哪些大臣？”
司馬光想了想道：“公著所薦，大多適合，光認為劉摯忠誠正直，大公無私，趙彥若素有學識，風度過人，範純仁聰慧睿智，處世機警，範祖禹、傅堯俞敦厚老成，正己教人。此幾人，可為台諫或侍讀，文彥博、呂大防、王岩叟、蘇軾、蘇轍、孫固、韓維、孫覺、胡宗愈、韓宗道、王存、李常、梁燾、範純禮、硃光庭等人，在朝中頗有聲名，如用當不負君望。”
高太後點點頭，道：“司馬愛卿，除了廢除新法、任用賢能之外，什麼事應為先？”
司馬光道：“除卻以上兩項，教學和科舉為先。”
高太後道：“請愛卿細言。”
司馬光道：“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文才為後；文才之中，又應以經義為先，文辭為後。科舉一事，可按先帝之法，以《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九經為主，各州府成立教館，選拔博學之教官。”
太後宣範純仁入見，將司馬光之九經告知。
範純仁道：“九經甚好，下官以為《孟子》也不可缺。”
太後問司馬光：“卿以為如何？”
司馬光道：“太後，此是臣疏忽，《孟子》果不可缺，可補，湊齊十經。”
範純仁道：“十經之外，或有益者，科舉之事也不應絕對。”
司馬光道：“範大人所言極是，教學可定十經，但十經之外，凡有益者，也應采取。”
司馬光謙遜，雖範純仁直言其漏，也不為忤，相反坦然接受，範純仁心中暗讚。
於是，高太後下旨，罷了蔡確的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出知陳州，罷了韓縝的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出知潁昌府，罷了章惇的知樞密院事。司馬光進升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呂公著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尚書右丞李清臣進尚書左丞，吏部尚書呂大防進尚書右丞，吏部尚書範純仁為同知樞密院事，禦史劉摯為禦史中丞，監察禦史王岩叟為左司諫，範純仁為左諫議大夫，唐淑問為左司諫，硃光庭為左正言，蘇轍為右司諫，範祖禹為右正言，龍圖閣待製趙彥若兼侍讀，朝請郎傅堯俞兼侍講，吏部侍郎李常為戶部尚書，校書郎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高太後令司馬光與韓維、呂大防、孫永、範純仁等人製定役法。
高太後重用了司馬光、呂公著等一批守舊派。這批人多反感新法，所以方向一致，在高太後的支持下，開始大張旗鼓地推翻新法。
司馬光素與蘇軾交善，所以，少不得把這位大才子弄到自己身邊，薦舉他為中書舍人。司馬光大權在握，黨派形成，又有高太後做後台，於是，果斷地廢除了“青苗法”和“免役法”，本欲恢複“差役法”。
司馬光以為章惇等人被貶，朝中縱便還有一些維護新法的官員，但自知威信不如章惇等，多不敢言，卻不想，還是有人敢頂撞於他。這個人便是他的好友蘇軾。
從戰線上講，蘇軾應屬於舊派係，和司馬光一個陣營，是反對王安石新法的。隻是，蘇軾在推翻新法上，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推翻新法不易太猛，須循序而進，又認為新法中也有可取之處，而司馬光力主恢複的差役法也有弊端，應與王安石的新法內容整合完善才對。司馬光對蘇軾是尊重的，仔細地聽了他的意見，沒有表態。範純仁見蘇軾發言，也勸告司馬光，欲速恐不達。
王岩叟也進言道：“求治之事不可太急，太急則恐奸人蓄意逢迎，也有體察不細之缺。”司馬光道：“此事必無，不須憂也。”
司馬光雖然謙遜，卻是個固執的人，他認為新法弊端如同腫瘤，須一刀割去，越痛快越徹底，像蘇軾等人這樣婆婆媽媽，優柔寡斷，隻有讓新法的影響越來越大，即使日後廢除，也可能死灰複燃。於是，司馬光一意孤行，傳令下去，五日之內，推翻免役法，推行差役法。
絕大多數地方官員認為限期太短，難以施行。誰知，有一人卻順應了司馬光的心思，在五天內將王安石的免役法推倒，按照司馬光的號令，施行了差役法。這個人就是當時知開封府的蔡京。
“使人人如待製，何患法之不行乎！”司馬光對蔡京大加讚賞，認為他給自己掙了麵子，為自己增添了決心。在推翻新法一事上，司馬光再不遲疑，開始大刀闊斧地幹了起來。
隨著新法一項項被推翻，司馬光一派的威望和影響力在朝廷乃至各地越來越大。隻可惜，司馬光身體欠佳，常常臥床難起，幸虧呂公著堅決執行司馬光的路線，推翻新法的步伐仍未停止。
一日，司馬光因病，欲讓出尚書左仆射一職，高太後不許。
司馬光道：“萬歲、太後，臣身體有恙，恐難盡力，希望讓文彥博文大人重回朝班。”
文彥博，生於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字寬夫，汾州介休（今屬山西）人，天聖五年（1027年）進士及第，先後任翼城知縣、絳州通判、監察禦史、殿中侍禦史等職。其祖先乃春秋時期齊國陳公子完之支脈，唐末五代時，其曾祖父文崇遠為避後晉高祖石敬瑭諱，改其氏為“文”。其曾祖父文崇遠官至燕國公，祖父文銳為周國公，父文洎為魏國公，可謂家世顯赫。文彥博處世老成、穩健，多為國家著想。然而神宗時期，其由於反對王安石變法，被外遷做官。
司馬光知道如重用文彥博，則可以壓服一些元老級的官員。但是，範純仁的想法與司馬光不同，他覺得朝廷需要的是更換新的血液，而非將希望寄托在這些前輩身上。他直言道：“司馬大人，下官以為不妥，文太師雖然老成持重，然則年歲已長，不宜主持朝政。”
司馬光道：“文大人雖然年邁，卻報國之心無一日懈怠，正可請老先生複出。”
高太後也想倚重老臣，於是道：“司馬愛卿，讓文愛卿兼侍中，行右仆射事如何？”
司馬光道：“文大人貴為太師，且已是八十開外的老人，臣不過一末學後進，怎敢位列老先生之上？”
高太後搖搖頭，道：“卿不可推脫重責。”
司馬光請辭未果，仍在首宰位上，呂公著雖為次宰，實則已行使首宰之權。
王安石在金陵聽說朝廷變其法，起初沒有在意，待聽說免役法也被罷掉，複用差役法，長歎道：“一罷及此乎？”良久，王安石又道：“此法終不該罷啊。”從此，王安石憂心重重，悶悶不樂。
司馬光雖然與王安石路線不同，但其愛惜對方之才，實希望能同朝共事，因此，在病榻之上，他曾給王安石寫信，希望王安石能夠重出。王安石性格耿直，因與司馬光政見不同，因此，拒絕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