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在萬隆
人與事
作者：俞雲波
萬隆山巒起伏，風景宜人，氣候較之爪哇其他城市涼爽，不少國際性會議選擇在這座美麗的山城舉行。1955年4月亞洲、非洲29個國家就是在此舉行聞名於世的“萬隆會議”。我的童年裏有一部分時光（1938年初秋至1949年9月）是在這裏度過的。
每憶童年，不論是金色的還是灰暗的，都是我經曆過的一部分，都令人神往、回味。
初到萬隆
初到萬隆，我們先借住在“細姑”家，福州地區方言“小”稱“細”，“細姑”就是小姑。爸爸每天早出晚歸忙於他的生意。媽媽就在家裏燒飯洗衣，此外就是陪著我，養護關愛我。她能把手工紙折疊成馬、牛、狗、羊等，又以這些作品為主人翁編出情節曲折感人的故事來，並寓有許多做人的道理如誠實、助人、堅強、勇敢等，還教了我很多兒歌，但大多已全然忘卻。其中《龍王娶妻》隻記住前兩句和最後兩句：“天烏烏要降雨，海龍王要娶妻”，“水雞抬轎鼓肚皮，蜻蜓舉旗哭淒淒”。另一首《月光光》也隻記住前頭兩句：“月光光照池塘，騎竹馬上庭堂”，有濃厚的閩鄉色彩。媽媽初中沒有畢業就退學，但她悟性高，學樣像樣。媽媽是我的中華文化教育的第一位啟蒙老師，在我童年的心目中她無所不懂，也無所不能，更是我心目中最最慈善、最最美麗的女人。她經常問我：“波你長大了要娶怎樣的老婆？”我始終回答：“像媽媽一樣的。”
“細姑”有個女兒年齡與我相仿，是我童年的玩伴，經常如影相隨，親戚間戲稱是“雲波老婆仔”。1951年我重訪萬隆，但阿珍表妹不願出來與我會麵，熱帶女孩早熟，已經知道避嫌，不願在眾人麵前陷於尷尬。
我比其他同齡小孩瘦，媽媽很是不安，帶我去了多家醫院，所有醫生的答複都肯定說我沒病，一位洋醫生見了我，笑著摸摸我的頭說，就是太愛動了，大了就好了。但媽媽還是放心不下，做出了一個獎勵規定：每吃兩片炒豬肝給一個仙（Cen，即一分錢），但吃了炒豬肝，也不見得有多少成效。
我們僑居萬隆不到一年，媽媽因肺病住進醫院，爸爸和我搬到殖民當局營建的政府房，這是一種要經過申請才能入住的“廉租房”。媽媽住院期間，父親當爸又當媽，也確實不容易。他若出去辦事，第一選擇是把我托交給瑛姐，若瑛姐不在家隻好騎上腳踏車把我送到大姨家或細姑家。爸爸有個原則，天色再晚，我就是睡著了也要叫醒帶回家，不放我在外過夜。每逢這種情形，他就不騎自行車了，雇個三輪，雇不到寧可抱著步行回去，其緣由和童年時代一個小事故有關。有一天爸爸帶我去細姑家，坐在車後座的我不知怎麼地把一隻右腳伸進後輪，夾在輻條和車架之間，不僅把一隻嶄新的白色運動鞋的內側麵蹭破了，連右腳內側的皮也磨破了，隔天大半隻腳腫痛發紫。
爸爸每次探訪媽媽都不帶我去，怕我被傳染上，媽媽基本康複後爸爸才帶我去探視。我們坐了一輛三輪摩托，走了好長一段時間才抵達位於半山坡上的醫院。這座荷蘭政府的公立醫院，占地麵積很大，各病房之間距離很遠，分散分布在山坡上。極目所見到處都是修剪得非常整齊的草地，參天大樹排列在大、小道路兩旁，綠蔭處處，和風徐徐，幽靜涼爽。我們在會客室裏待了一會，媽媽帶著我所熟悉的笑臉進來了，比我一向所熟悉的媽媽胖了太多、太多。她拉著我的手問長問短，我隻是點頭或搖頭，一句話也沒說，仿佛有點生疏感。媽媽十分驚訝地大聲問，“波，你怎麼了？不認識媽媽了？”我禁不住大聲地喊：“媽媽！”她激動地流出眼淚，一下子把我攬到懷裏。她當即打開一個很漂亮的餅幹桶，說是一位荷蘭病友送的。媽媽向來對人友善，醫院裏各族裔的病友以及醫生、護士都深讚她寬容、大度。最叫人不可思議的是，在近一年的時間裏，她居然學會看簡寫本的印尼文小說，讓我們帶回家的她已經讀完的此類小說竟多達十幾本。
進入幼稚園
我五歲那年進幼稚園，它是萬隆清華學校的一部分。該校是萬隆市最大的中文學校，由福清同鄉會創辦的。一進校門右側是大禮堂，禮堂不僅供學校用，福清同鄉也在此集會；左側一排房間是同鄉會的會所，其中一間是專用放置“舞龍”和“醒獅”的，不僅那條“龍”是萬隆華人社會中最長也是最考究的，就是“醒獅”，在萬隆也是數一數二的佼佼者。一些財力不足的同鄉會置備不起也“養不起”，因為凡雇來的舞龍、耍獅者都有酬金，其中也有些雖然是盡義務的誌願者，也要給他們發紅包。福清是著名的僑鄉，爪哇的雅加達、泗水、萬隆三地的福清同鄉會都是當地有勢力的同鄉會之一。清華學校與北京清華沒有淵源關係，是“福清華僑”的縮略，但當時的校長陳舉鵬正好是從北平清華大學畢業回來的化學學士，在當年可是鳳毛麟角。他是我大姨的長子，戴四方帽的照片見親戚就送，媽媽拿到後，不無期待地說：“我的波什麼時候也戴上方帽子？”這位大表兄與我媽同齡，他多次在我們麵前宣傳、鼓吹他的治校理念，特別強調學齡前教育。他把最有經驗而且適合幼兒教育的兩位女老師配備到幼稚園。爸爸聽了頻頻點頭，十分賞識，一到年齡就把我送去清華學校，這樣他也可減卻許多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