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感傷
敦煌是一個美麗而古老的小城市。
最開始知道一點點關於敦煌的印象，是曾經年少時看的一部電影《海市蜃樓》，電影中一些模糊的感覺告訴我，那是一個充滿了神奇色彩的地方。後來慢慢從餘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莫高窟”“道士塔”中知道了一些。
5月2日零晨4點1刻，火車到達柳源站，再從柳源乘出租車到敦煌，到達敦煌時已是清晨6點鍾，天還未亮，首先見到的是霓虹燈下的敦煌市，這樣的相見，竟如夢般的與我的夢想相吻合。
接我的敦煌中隊幹部把我安排在敦煌“金葉賓館”,略作休息後,九點租“的士”直奔“莫高窟”，沿路的中外遊客排成長長的伍隊進“千佛洞”參觀，每一組遊客一個導遊，解說著每一窟的年限和曆史故事。
對敦煌曆史完全不了解的我，隻有驚歎盛唐時的偉大，驚異於一千多年的壁畫，色澤竟還是如此的鮮亮可鑒。
當參觀到某個窟時，導遊解說幾處空白的印子，說是某年某月被美國人用粘膠偷走時，所有的中國遊客無一不氣憤怒罵。
“莫高窟”的藏經洞是被一個叫王圓錄的道士無意中發現的，在我還一點兒都不了解敦煌曆史時，當看到餘秋雨先生的“道士塔”中斥責王道士，我也是讚同的。
餘先生寫道：“曆史有記載，他是敦煌的罪人，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遇見的一個中國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逃荒到甘肅做了道士，幾經轉折，不幸由他當了莫高窟的家，把持著中國古代最燦爛的文化，他從外國冒險家手裏接過極少的錢財，讓他們把難以計數的敦煌文物一箱箱地運走，完全可以把憤怒的洪水向他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傾泄也隻是對牛彈琴。”
既是一個“到處可見的一個逃荒的中國平民”，豈能擔此重任？
當我千裏迢迢見到了敦煌後，特別是讀了劉詩平先生的《敦煌百年》一書後，其中恰當而中肯的評價，我的思想不再麻木。
劉先生記有：“王道士發現的藏經洞，由於當時官員和學者的麻木不仁，使得王道士與這些藏品長期相伴，在藏經洞的藏品紛紛被運往國外，中國學者得知實情以後，沒有一個人不是痛心疾首的，埋怨當地政府不負責任的有之，指責外國人的有之，在所有激憤言辭中，沒有人比葉昌熾更悔恨交加的了，因為連他自己也承認，他本來是最有機會的。如果說，王道士的文化教養不足以了解敦煌藏品的真正價值的話，那麼像葉昌熾這樣的一流學者總應該具有相應的意識吧，但令人扼腕的是他的腳步在敦煌幾百裏之外停了下來，成為中國人在敦煌傷心史上最遺憾的一個鏡頭，在外國人到達敦煌之前，中國曾有長達七年的時間可以妥善保護藏經洞中的珍品，但是中國與自己的國寶一次又一次地失之交臂。中國，你究竟怎麼了？”
更讓我吃驚的是，《敦煌百年》書中有這樣的文字：“1902年3月，汪宗瀚出任敦煌縣縣令，汪縣令很快就得到了王道士送來的經卷和絹畫，這是發現藏經洞的第二年。汪宗瀚，字栗庵，湖北通山人，與王道士算是老鄉，汪宗瀚熟曆史文化，不愧為光緒十六年(1890)的進士，當他見到王道士送來的經卷後，立即判斷出了這些經卷的不同一般，但他同樣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隻是在1903年冬天，將這一消息寫信告訴了蘭州甘肅學政葉昌熾。”
這不能說不是一種機緣，百年後的我作為一個通山人出現在敦煌，隻是一個普通的參觀旅遊者，可當我讀完這則文字時，震驚得雙眼發亮，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
在敦煌史上竟有兩位至關緊要的湖北人，甚至通山人，我不知是悲還是喜。應該說這位通山籍縣令，算是作過努力的。
作為湖北通山人，我真想為這兩位前輩故鄉人共同承擔、彌補百年過失，然而當時整個清政府的腐敗和不重視，他們一個小小的道士，一個小小的縣令又能何為呢？
我悲哀的不隻是王道士，抑或汪縣令，而是天意和天意對當朝的懲罰，以及對後人的警醒。
敦煌印記，給我的感覺是一份太過沉重的曆史話題，不是我這樣的小人物可以評判是非的。
2001年5月14日於鳳池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