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發性文化園區同規劃性文化園區的“博弈”
文化經濟
作者：嶽瀚
摘要：文化產業發展的方興未艾，圍繞其中衍生出多個對象的研究，文化園區研究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旨在對按建設路徑進行分類的兩種園區——自發性文化園區和規劃性文化園區進行研究，歸納兩者的特點，從而推導出兩者的優勢和存在的問題。
關鍵詞：文化園區；自發性；規劃性；文化產業
中圖分類號：G1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9-0-02
一、本課題研究的理論來源與對文化園區概念的界定
當下中國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離不開文化園區的“功勞”。因此，園區建設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文化園區的構想源自傳統產業集群，產業經濟集聚理論早在19世紀就已出現（馬歇爾，Marshall的“外部經濟理論”，external economy theory）。經由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的“工業區位論”（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1909年），羅納德·科斯（Ronald H Coase）的“交易費用理論”（Transaction Costs，1937年），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的“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簡稱NEG，20世紀90年代），以及邁克爾·波特（Miclacl Porter）的“競爭優勢理論”（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ory，1998年），關於（傳統）產業集聚效應的理論研究日臻成熟。但隨著文化產業的興起與發展，也相應出現了有關文化產業集聚的研究。代表人物有德瑞克·韋恩（Derek Wayne）和希拉裏·庫姆普夫（Hilary Anne Frost-Kumpf）。之所以“文化”也出現了集聚的現象，原因在於傳統產業集群的“甜頭”，為文化產業的從業者指明了未來的發展方向。傳統產業集群的某些優勢，例如企業間的互惠互利、共享信息和技術、降低成本等，在文化園區中有著相同的呈現，這裏就不再贅述。但在展開有關文化園區的各項討論之前，有必要明確文化園區的概念。德瑞克·韋恩認為，文化園區的特色是將一座城市的文化與娛樂設施以最集中的方式聚集在該地理區域內，是文化生產與消費的結合，是多項使用功能（工作、休閑、居住）的結合。[1]希拉裏·庫姆普夫表示，文化園區指的是一個在都市中具備完善組織、明確標示、供綜合使用的地區，它提供夜間活動且延長地區的使用時間，讓地區更具有吸引力；它提供藝術活動與藝術組織所需的條件，給居民與遊客相關的藝術活動，它還提供當地藝術家更多就業或居住的機會，讓藝術與社區發展更緊密結合。[2]在中國，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祁裕述認為，文化產業集群是指在地理位置上相對集中，由具有相關性的文化企業、金融機構等組成的群體。[3]中南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南大學中國文化產業品牌研究中心主任歐陽友權教授表示，文化產業集群是指相互關聯的多個文化企業或機構共處一個文化區域，形成產業組合、互補與合作，以產生孵化效應和整體輻射力的文化企業群落。[4]由此可見，對文化園區理論的建設方興未艾。同時，《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2004年）、《文化產業振興規劃》（2009年）等政策的頒布，使中國的文化園區建設掀起了高潮。在由向勇、劉靜主編的《中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實踐與觀察》一書中，羅列了對我國文化園區類型劃分的三種方法，①一是按涉及行業進行分類，二是按資源基礎依托進行分類，三是按建設路徑進行分類。按其建設路徑，可以分為原生類（筆者稱其為自發性）和規劃類（筆者稱其為規劃性），本文將對這兩種類型的文化園區進行特點歸納，從而推導出各自的優勢與不足。
二、自發性文化園區的特點、優勢和存在的問題
自發性，強調一種“自然形成”。為何會在一地自然地形成文化園區？定與該地的基本條件脫不了幹係。一般來說，“大城市”（一線城市。就目前中國的現狀而言，隻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有著孕育自發性文化園區的先天條件。這裏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人們對文化產品有著更高的需求，使“文化”有了生存、發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時，大城市的基礎設施（交通等），以及同工作、生活相適應的配套設施（咖啡館、書店等）更加完善，吸引著文化人才到此集聚。此外，大城市（也包括某些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二、三線城市，例如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等），已完成、或正在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成為很多地方政府今後工作的重點。而經過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後遺留下的計劃經濟時期的廠房、倉庫，為文化人才提供了自然集聚的場所。由於這些老廠房、老倉庫處於閑置狀態，有些還位於城市的“邊緣地帶”，所以租金和其他入駐標準比較低，滿足了“小微”企業和初創企業的需求。最典型的是北京的798。同時，它還為城市廢舊建築的成功再利用提供了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