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國際研究一瞥
絲綢文化
作者：吳山青
2014年6月23日，原名為“絲綢之路”的“‘長安—天山廊道’路網”文化申遺項目入選《世界遺產名錄》。絲綢之路在長達3000年的時間中，人員和貨物不斷交流，由此帶來知識、思想、信仰、風俗傳統的傳遞和交流。20世紀初，敦煌文獻文物被外國人大量帶到國外，絲綢之路的國際研究得以發軔。
出產於中國的絲綢在3000年前就被貿易者帶到西方。中國作為絲綢之國的概念，最早出現在古希臘地理學家馬裏努斯的著作中。稍後，古希臘學者托勒密的八卷本《地理學》一書使用並修訂了不少來自馬裏努斯的資料。德國學者李希霍芬在1877年首次使用“絲綢之路”這個詞語，他因此被稱為“‘絲綢之路’名詞之父”。
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對中國的新疆、甘肅以及臨近的中亞地區多次進行考古工作，發現了一批被湮沒的古城，找到了大量的文獻文物，製作了中亞廣大地區的地圖，並將珍貴的文獻文物帶到了歐洲和日本、印度、美國的博物館。這一時期的考古活動開創了絲綢之路的國際研究。中國學者對絲綢之路的研究也開始於這一階段。
在絲綢之路上進行考察探險活動的外國人中，英國人斯坦因也許最為有名。從1900年起到1934年，他四次深入中國西部。1907年第二次考察時，他抵達敦煌，意外聽說發現藏經洞的事情。他以極小的代價獲取了7000餘卷手稿和書籍，足足裝滿好幾輛大車運到國外。
這批文獻是研究絲綢之路的第一手寶貴線索、資料和證據，有力證明了敦煌在絲綢之路時代曾經是東西方多種文化的交彙點。在這批文獻中有一部印製於868年的《金剛經》卷軸，經認定，這是世界上現存最為古老、保存完好的印刷書籍。為答謝幫助他來華考察探險的讚助者，斯坦因把這批文獻分別贈送給了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和新德裏的印度國家博物館。
染指敦煌藏經洞的還有法國人伯希和。1909年，精通漢語的他以90英鎊的代價，換得了極有價值的2000多卷文獻及其他文物；文獻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而藝術品則最終藏於巴黎吉美博物館。藏經洞另有部分文獻文物散落在柏林圖書館和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1910年，藏經洞剩餘的文獻文物被運到北京，現藏於國家圖書館以及中國各地的一些研究所和圖書館。1914年，斯坦因獲取了敦煌偷藏的最後的文獻。
敦煌文獻文物大量散落海外，使得國外學者有了足夠資料開展研究，絲綢之路研究由此發軔。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國際上剛剛起步的這些研究基本中斷。盡管如此，中國藝術家和學者為保護敦煌所付出的艱苦努力，在國際學術界得到認可和高度讚賞。
國際絲綢之路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到現在重新蓬勃開展。中國從對外改革開放起，研究院所脫離羈絆，投入力量進行專業工作，其中包括對中國西部地區曆史和考古方麵的研究工作。1991年，前蘇聯解體，中亞各國獨立，這使得研究者可以較為自由地進入絲綢之路沿線進行考察。世界曆史的研究也在這一時期出現轉折，曆史學家開始超越單獨文化、單獨地區和單獨政治體，將他們的注意力更多地轉向曆史上各國各地區人民的接觸和交往。絲綢之路和敦煌研究突飛猛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