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推“大躍進”運動的成都會議
專家說史
作者：羅平漢
談及“大躍進”運動的曆史，不能不提及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因為這是一次助推“大躍進”運動的重要會議。會上，毛澤東對1956年的“反冒進”再次作了措辭嚴厲的批評，強調要“敢想敢說敢做”。會議通過了一係列推動“大躍進”的文件，這次會議後，“大躍進”運動迅速波及全國。
“馬克思主義的冒進”
繼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和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中共中央又於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召開了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即成都會議。
3月9日，會議正式召開，毛澤東首先講話。在講話中，毛澤東對反冒進作了批評。他說，兩種方法的比較，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南寧會議批判了反冒進的錯誤。究竟采取哪一種？我看應采取冒進。很多問題都可以這樣提。如除四害，一種是老辦法，不除（蘇聯不除）；一種是要除掉。如何除？也有兩條路線，有快有慢。一說快除，就能除掉，越慢越除不掉。如執行計劃，一種方法是十年計劃二十年搞完，一種是二三年搞完。又如肥料，1956年比1957年多一倍，1958年要超過1956年一倍。湖北今年積160億擔（1957年70億擔），平均每畝6600斤。肥料多好，還是少好？去年搞“馬克思主義”，生產不起勁；今年搞冒進，還要超過1956年。哪種辦法好？1957年的“馬克思主義”好，還是1958年的冒進好？辦任何事情都有兩種方法比較。苦戰三年，改變麵貌，但“一天消滅四害”，“苦戰三天”，當然不行。這就不是馬克思主義了。
毛澤東認為，建國以來八年的經驗，應加以總結。反冒進是個方針性的錯誤問題，南寧會議提出的這個問題，有許多同誌緊張，現在好了。談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語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絕無要那個同誌不好混之意。
毛澤東還講到規章製度問題，對經濟工作的教條主義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他說，南寧會議談了製度問題。規章製度從蘇聯搬了一大批，已經深入人心。如搬蘇聯的警衛製度，害死人，限製了負責同誌的活動。還有其他：一曰化驗（食物）；二曰出去前呼後擁；三曰不許參觀，不許遊水，不許上館子，不許上街買鞋。陳雲同誌讓自己姐姐做飯，這是好事，警衛部門認為不得了。這是講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搬蘇聯的很多，害人不淺。毛澤東還說：“規章製度是繁文縟節，都是‘禮’。大批的‘禮’，中央不知道，國務院不知道，部長也不一定知道。工業和教育兩個部門搬得厲害。農業部門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緊，幾個章程和細則都經過了中央，還批發一些地方的經驗，從實際出發，搬得少一些。農業上見物也見人，工業上隻見物不見人。商業好像搬得少一點，計劃、統計、財政、基建程序、管理製度搬得不少。基本思想是用規章製度管人。”“蘇聯的經驗隻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
應當說，毛澤東針對有些規章製度的批評，還是很有意義的。“大躍進”的發動，無疑有許多想當然的成分，這場運動中諸多問題的發生，都與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沒有認真調查研究有著密切的關係，那種官僚主義、主觀主義作風也是毛澤東極為反感和反對的。由於執政之後將蘇聯對領導人的那一套嚴密的警衛製度搬了過來，正如毛澤東所說，確實“限製了負責同誌的活動”，使領導人不那麼容易地接觸群眾了解實際了，即使進行調查研究，有關部門從領袖安全的角度考慮，也往往事先做了精心的安排，這樣的調查也就很難了解到真實情況。
當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談到山西提出實行基本農田製度，改廣種薄收為少種多收，山西1550萬人有6800萬畝地時，毛澤東插話說，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來認為耕地太少，其實每人2.5畝就夠了。宣傳人多，造成悲觀空氣，應看到人多是好事，發展到七億五到八億時，再控製不遲。現在還是人口少，少數民族和人少地區不節育，其他地方可逐步控製。到趕上英國時，人民有了文化就會控製了。當陶魯笳談到縣辦工廠的經驗。毛澤東說，現在的中心問題是要大辦地方工業，一為農業服務，二為大工業服務，三為城市生活服務，四為出口服務。化肥廠，南寧會議談到統一由專區辦，現在看每縣都可辦。要全黨全民辦工業，文章做在全民。過去縣以下無人管工業，總是靠城市援助，投資靠國家，要發動群眾大辦工業，不要搞正規工業那一套。這樣，三年或四年產值超過農業，變為工業省。大躍進主要是勞動力和技術兩個問題。
3月10日，會議繼續舉行，毛澤東作了第二次講話，主題是關於堅持原則與獨創精神，進一步批評教條主義。他一開頭就說，規章製度是一個問題，借此為例，講一講思想方法問題。題目暫定為：堅持原則與獨創精神。
他接著說，學習外國一切長處，永遠是原則。但是，學習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專門模仿，一種是獨創精神。學習應和獨創相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製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
毛澤東認為1956年後，中國開始了擺脫教條主義的束縛，獨立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他說，1956年4月搞出“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跟蘇聯有同與不同，具體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的一套。我們的同誌應當認識到，老祖宗也有缺點，要加以分析，不要那麼迷信。對蘇聯經驗，一切好的應接受，不好的應拒絕。現在我們已學會了一些本領，對蘇聯有了些了解，對自己也了解了。1957年，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中，提出了工、農業同時並舉，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還有農業合作化、節約等問題。這一年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風反右派，廣大群眾對我們工作中錯誤的批評，思想的啟發很大。1958在杭州開小型會，在南寧，現在在成都開中型會，前兩次會大家提了很多意見和問題，開動腦筋，總結五年的經驗，對思想有很大啟發。
毛澤東關於破除迷信、擺脫教條主義的論述，無疑有其合理的地方。全國執政之後，由於建設經驗不足，因而也難免在一些工作中出現了照搬蘇聯經驗的情況，所以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毛澤東提出了“以蘇為戒”、走自己的工業化道路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最早探索者。但是，由於當時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主要目的是發動“大躍進”，並且一味地強調要發揚敢想、敢幹的精神，對客觀規律重視不夠，結果一度使解放思想在某些地方變成了胡思亂想，敢想敢幹變成了盲目蠻幹。
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還提出了關於兩種個人崇拜的論點。他說：“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澤東關於兩種個人崇拜的觀點，雖然用意在於提醒人們服從真理，但從根本上講，個人崇拜本身就是錯誤的，不存在正確與不正確之分。正由於他將個人崇拜做了這樣兩種劃分，使得本已出現的個人崇拜現象不但未能及時消除，反而使一些人在所謂正確的個人崇拜名義下，強化對毛澤東本人的個人崇拜，造成消極的後果。所以在這次會議上，就有人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對主席就是要盲目服從。
從3月10日至19日（其中16日休會），會議主要是聽取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的發言，期間毛澤東或長或短地作了一些插話。毛澤東在插話中涉及的主要問題有：
（一）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他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是在八年內逐步形成起來的。八年不算長，還不能算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戰三年也可能形成。過去革命中損失很大，八年建設中也受了一些損失，但損失不大。同時這個時期也顧不上、抽不出手來抓建設，如去年春季到夏季右派進攻，1950年到1953年抗美援朝，大部分力量在朝鮮，1955年合作化高潮，也難抓建設。對事物的認識，對客觀規律的認識，是在實踐中才能認識清楚。現在切實抓一下，苦戰三年，建設路線就可以形成。沒有陳獨秀主義、王明路線，就沒有比較。1956年下半年，斯大林問題發生，我們每天開會，一篇文章寫了一個月，又發生了波匈事件，注意力又集中到國際方麵。現在才有可能抽出時間來研究建設，開始摸工業。現在要苦戰三年，形成一條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又說，社會主義建設路線也是逐步形成，現在還不能說已經形成，至少還要五年，苦戰三年再加二年。如工農業不出大亂子，路線就差不多，就可以說形成了。五年加八年，共十三年，付出一部分代價，無非是浪費一點，群眾痛苦，時間延長，苦悶一點，但成績總是主要的。
（二）關於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麵貌和超英趕美問題。他說：“苦戰三年，基本改變本省麵貌；在七年內實現農業四十條，實現農業機械化，爭取五年完成。”各省可不可以這樣提？特別是農業機械化問題，各省可以議一下。實現四十條，遼寧三年，廣東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難，可以提三年到五年。十五年趕上英國，二十年趕美國，那就自由了。對工業化不要看得太神秘了，對農業機械化也不要看得太神秘了。插話中，還講到了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的時間問題，他說，中國實現共產主義不要100年，可以50年。個別行業可以試辦，取得一些辦法和經驗。他還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可不可以由一個省先進入共產主義？
（三）關於農業社的合並問題。毛澤東對此也很關注，在插話中幾次提出並社問題。他說，搞農業機械化，小社勢必要合並一些；合並後仍然不能搞的，可以搞聯社。為了水利綜合利用，使用大型機械，會合並一些社。除了地廣人稀的地區外，五年之內逐漸合並。“二五”計劃期間，平原地區合作社的規模大一些為好，可以辦小學，辦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