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祭海求子的緣起緣落
漫話皇帝
作者：趙磊
坐落在今廣州市黃埔區廟頭村的南海神廟，是自隋代起曆朝皇帝祭祀南海神祝融的場所。廟內現存兩塊明朝嘉靖皇帝禦賜的碑刻，一塊是嘉靖十一年（1532年）的《禦祭南海神求賜子嗣文》（下稱求子碑），另一塊是嘉靖十七年（1538年）的《禦祭南海神謝賜皇嗣文》（下稱謝子碑）。乍一看，兩塊碑刻的聯係十分緊密，前者是皇帝祈求南海神賜予子嗣，以承繼大統，後者則是皇帝喜得龍子，向海神謝恩。
然而，怪誕的是，兩塊碑竟然時隔6年，換言之，嘉靖皇帝發下洪福大願後，苦等6年方才開花結果。同樣作為一國之君的蔡桓公在春秋時曾蔑視道：“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嘉靖皇帝豈不知曉這個道理，為何仍然固執地對南海神感恩戴德？同時，這兩塊碑刻也成為學者們批評嘉靖皇帝荒淫無道、迷信神力的有力證據。身為一國之君的他為何還要堅持留下這千年笑柄？事實上，嘉靖十一年（1532年），嘉靖皇帝下詔祭祀南海神求子完全是場國家事件，而不是其本人的迷信行為，當中另有較深的隱情。
一
嘉靖皇帝名朱厚熜，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暴死無嗣，以皇弟的身份承繼大統。到嘉靖十一年（1532年）在南海神廟刻豎求子碑時，虛齡26，風華正茂。然而，讓嘉靖皇帝深感遺憾的是，後宮諸妃竟未能生育一男半女。史載，遲至嘉靖十二年（1533年）八月己醜，皇長子始生；長女為常安公主，也晚至嘉靖十五年八月出生。可見，在十一年（1532年）時，嘉靖皇帝實際上是處於“無子亦無女”的窘境，遙想前代武宗絕嗣的命運，無論是嘉靖皇帝本人還是當朝大臣，都對子嗣問題越發憂心。
雖然在此之前，嘉靖皇帝已嚐試過多種迷信方法以期求得子嗣，但是此次下詔祭祀南海神求子嗣卻不是嘉靖皇帝本人的主意。嘉靖皇帝即位之初掀起了“禮製革新”運動，其本人在革新前代禮製方麵抱負遠大，希望訂立一朝標準，為後世遵從。朝臣們亦如是，縱觀嘉靖朝，能夠升遷至內閣首輔的大臣，如翟鑾、方獻夫、李時、夏言、顧鼎臣、嚴嵩、徐階等人，都曾在禮部任上，為“禮製革新”出謀劃策，以此迎合皇帝，攀登高位。李時、夏言二人是早期“禮製革新”政策的重要推手，李時曾久在禮部任上，熟悉各項禮儀典章，做事小心謹慎，所提革新建議多為嘉靖皇帝認同。夏言與李時不同，做事標新立異，各項提議十分大膽，迎合了嘉靖皇帝快速更改禮製的心理，也備受恩寵。
在嘉靖君臣的合力推動下，自嘉靖九年（1530年）起，各項革新政策陸續推出。於是許多創建於太祖時期、顛撲不破地施行了百餘年的禮儀製度，都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如：壇壝之製，將自洪武十年（1377年）起施行的“合祀之典”，於嘉靖九年改為分祀。又如，將自洪武十二年（1379年）起施行的“合祀大祀殿”，於嘉靖九年改為分祀。再如，自洪武八年（1375年）起施行的“登壇脫舄”禮，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被罷黜。整個禮製改革不僅大膽深入，而且細致入微，成為嘉靖朝政治上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祭祀名山大川為嘉靖皇帝求子，也在“禮儀革新”政策的持續推行中由李時提出。不過，提議雖獲嘉靖皇帝首肯，但由於提議中的祭祀活動僅涉及五嶽、四鎮等名山，因而受到時任禮部尚書夏言的非議。夏言認為，既然要分別祭祀諸神為聖上求取子嗣，僅祭祀五嶽、四鎮等名山不符合祭祀深意，應將所有嶽、鎮、海、瀆以及遠近名山大川全部納入祭祀範圍。最後，嘉靖皇帝同意夏言所請，遂命令大臣分別祭祀包括南海神祝融在內的國家諸神。
可見，在“禮製革新”背景下，祭祀南海神求子一事的提出經曆了一個由大臣李時發端、夏言完善、再經嘉靖皇帝同意的決策過程，完全是一個公開的政治行為。
二
接受李時、夏言等人的提議後，為使求子之行更顯莊重，一向崇信道教的嘉靖皇帝對祭祀人員進行了精心安排，在祭祀南海神時，特意委派了道士周大同為欽差主持祭祀，官員通判陳邦柱、經曆朱廷彥、訓道吳樑棟等隻作陪祭。臣子為嘉靖皇帝寫了言辭懇切的祭文：“朕以寡昧，承天命十有一年，於茲敬事神祇，罔敢少懈。顧諸宮未立，恒切於懷。茲者特具牲幣醴齊，遣官虔禱。伏望茂著神功，錫予元嗣。則我家綿慶祀於無窮，而神亦享福於有永矣！”祭文痛陳“諸宮未立”，自己“敬事神祇，罔敢少懈”，請諸神眷顧，早賜子嗣，懇切之情溢於言表。
雖然，國家諸神並不能真正主管嘉靖皇帝的生育大事，然而，這次祭祀後的數年間，相關的應驗之事卻著實令人驚異。
應驗一：祭祀第二年即生育皇子。嘉靖皇帝祭祀完南海神等國家諸神後，次年就有一位閻姓貴妃生下了皇子，這就是皇長子載基，然而，不幸的是，這位皇子生下兩個月就夭折了，嘉靖皇帝非常痛心，遂追諡為哀衝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