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劍峰，《人民日報》高級記者，中國醫院協會常務理事。曾獲得中國新聞獎、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等。主要著作有《誰在妖魔化醫生》等。
日前，廣受關注的“丈夫簽字拒絕手術致孕婦死亡”案作出終審判決。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定，北京朝陽醫院的醫療行為與患者的死亡後果沒有因果關係，醫院不構成侵權。
兩年多來，這起孕婦死亡事件波瀾起伏。一些媒體不斷追問：究竟是誰“殺”了李麗雲？
其實，孕婦之死並不複雜，也沒有太多“懸疑”。李麗雲是一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邊緣人”，因為生活貧困，從未進行過孕期檢查。當她來到北京朝陽醫院時，已經是妊娠晚期合並重症肺炎、多髒器功能衰竭。在身無分文的情況下，朝陽醫院開辟了“綠色通道”，迅速搶救。由於缺乏孕檢資料，醫生將其送進產科，擬實施剖宮產手術。這一做法既是為了保住胎兒，也是為了減輕孕婦的心肺壓力，是醫生綜合考慮患者病情做出的決斷。但是，其丈夫肖誌軍可能因無力承擔醫療費用，始終拒絕簽字手術，最終貽誤了搶救時機，導致母子雙亡。
在情與法的衝突麵前，醫院盡了最大努力。例如，對於一名貧困患者，醫院在沒有收費的情況下，集中各科力量全力救治；當患者家屬不配合簽字時，醫生輪番苦口婆心地勸說，雖然悲劇最終未能避免，但醫生從未言棄。
因此，法院判決認為，患者在診療過程中，應當信任醫院的診療行為並對醫院的診療行為予以充分配合。李麗雲在朝陽醫院診療過程中，病情發展迅速，臨床搶救時機不容耽擱，此時患方的依從性對最終預後有十分重要的影響。而在李麗雲病情危重的情況下，患方對於治療仍采取不配合的態度，其消極行為影響了醫院對李麗雲的搶救治療。
遺憾的是，一些媒體在報道此事時，頻繁使用“一屍兩命”、“孕婦慘死”、“醫德淪喪”等帶有傾向性的語言，把一個“醫生救人”的故事演繹成“醫生殺人”的故事，從而導致了整個事件的複雜化，使本已脆弱的醫患生態雪上加霜。當前，我國正處於社會矛盾凸顯期，醫患矛盾尤為突出。有的患者把醫生稱為“謀財害命的殺手”，有的醫生則把患者視為“隨時撲上來的餓狗”，這是醫患關係的嚴重異化。而要消除這種現象，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尤其是需要媒體承擔更多社會責任，架起醫患溝通的橋梁。
有位學者曾說過：“如果這個世界需要一場戰爭，那也是發生在社會與疾病之間，而非醫生與病人之間。”醫患雙方是一個戰壕的戰友，其共同敵人是疾病。在一個法治社會，醫生和患者都要堅守權利和義務疆界，醫生要依法行醫，患者要理性就醫。隻有醫患之間互相尊重和信任，樹立責任與風險共擔意識，醫學才能給人類帶來更多福祉。
站在中國社會轉型期的大背景下，我們更深刻地意識到，這場悲劇的根源不在於醫生“無情”，也不在於患者“無知”，而在於社會製度的缺失。當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突出，醫保製度尚不健全，很多弱勢群體仍無力承擔高昂的醫療費用，有病不醫現象依然普遍，一些人甚至得不到最起碼的孕期保健。這與其說是個人的悲哀，不如說是社會的悲哀。因此，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加快推進醫改，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製度，早日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避免李麗雲式的悲劇重演。